日本经方医家（转载）
1.吉益东洞（1702-1773）讳为则，字公言，东洞是其号。年少时究心于武艺兵学，后改入医门，他博览群书，从《素问》、《灵枢》、《病源》、《千金》到后世金元四大家，从四书五经到诸子百家，无不涉猎。1738年，东洞移居京都，得到宫廷侍医山胁东洋的赞赏与推荐，遂句蜚朝野。1762年，他选编《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名《类聚方》，出版后大受欢迎。1764年，他又精选《伤寒论》方，对其适应证作了简要的说明，书名《方极》，以后又陆续编著了《药徵》、《医事或问》、《古书医言》等书，以及东洞门人集其旧论治验而成的《医断》、《东洞遗稿》、《建殊录》等书。在这些著作中，东洞力倡仲景古方，反对后世派医学，为古方派提出了较为具体的理论。东洞著名的“万病一毒”论，是在后藤艮山“一气留滞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他说：“万病一毒也”“其毒动，则成病生焉。”其毒之来，东洞认为是“毒乃水谷之浊气所成”。故“饮食留滞则为毒，百病系焉，诸病出焉，在心下为痞，在腹为胀，在胸为冒，在头为痛，在目为翳，在耳为聋，在背为拘急，在腰为痿（），在胫为强直，在足为脚气，千变万怪，不可名状矣。——邪自外来，其无毒者不入，假如天行疫气，间有不病者，天非私，人亦非不居气中，是无毒也”。他否认《伤寒论》六经为六条经络之说，认为：《伤寒论》六经，非谓病在六经也，假以为纪而已，及其施治，皆从证而不拘焉，如后世谓某证在某经，某经传某经及误下越经传之说，。皆非矣，不可从也。
东洞治病推崇《伤寒论》，擅用汗吐下三法。他说：“疾医为万病唯一毒，而去其毒，以汗吐下而解去，则诸病疾苦尽治矣（《古医书言》）。而《伤寒论》“是三代疾医，治万病一毒之法也”。他认为，凡病皆毒，治病是以毒攻毒，所谓：“病者，毒也，以草根木皮解其毒，则疾病尽去而已矣”（同上）。因此他认为医术无补一法，反对后世派医家补元气之说。他说：“医之于术也，攻而已，无有补矣。药者一手攻焉者也，攻击疾病矣。《内经》曰：攻病以毒药，此古之法也”。“药者，偏性之毒物耳，是以虽能拔邪气，而不能补精气也”。这与后世派医家长于调补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东洞的医学几乎排拆了后世派所有的理论，他的万病一毒论是一个带有浓厚古代医学色彩的朴素的疾病观。
东洞在诊断上重视腹诊。他说：“腹者，有生之本，故百病要于此焉，是以诊病必侯其腹，外证次之。”（《医断》）这在日本医学史上也是很突出的2.汤本求真（1876～？）是20世纪初日本医学界“西学汉”的巨擎，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1901年金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西医治疗。1906年，他正在家乡石川县开业行医时，长女患疫痢死去，他“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并开始对现代医学的信念产生了动摇。1910年和田启十郎自费出版《医界之铁椎》，抨击“洋医万能论”，宣传汉方医学的优越性，使汤本求真对汉方医学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和田启十郎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于是他主动写信求教于和田启十郎，尊为老师。汤氏原名汤本四郎右卫门，出于对和田启十郎的学识、志向、精神的追随，他仿照和田启十郎之名“子真”，将自己的原名“四郎右卫门”改为“求真”。他立志要在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日本社会重新复兴汉方医学。
1927年6月，凝聚着他全部心血的《皇汉医学》一书的第一卷出版。1928年4月、9月，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卷，全书57万字。该书的出版，对当时的日本医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汉医奥田谦藏为该书撰写跋文时赞扬说：“此书成后，公之于世，所以补正现代医术之谬误缺陷，故无论矣；又将医界之宝库、汉方医学之真谛一一揭出，负启导后进之大任。”
《皇汉医学》出版后，正值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欲“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引起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为了分庭抗礼，改变当局者对中医的陈见，中医界必须论证中医之科学性。此书问世不久，国内即有多种译本。译者周子叙云：“凡汤本之所言，皆余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也。中医垂绝之绪，庶几可以复振矣。”曹颖甫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处此中西激争之际，是为吾人增色不少，是与国医前途有极大关系也。”而竭力反对和扼杀中医的余岩则谓：“此书是中国旧医的救命符，大可助长反抗新医之威势，大可当作拒敌医学革命军之利器……当作减退其革新思想之麻醉药，而复其复古思想之返魂香。”可见本书对我国民国时期遭受摧残的中医界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鞭促作用。
自吉益东洞提出“先证而不先脉，先腹不先证”的主张后，许多医家视脉诊为臆，或置而不用，腹诊高于其他诊法的观念在古方派的认识上已经形成。这种对腹诊重要性的过分前调，引起了古方派中智者的怀疑。如汤本求真即认为轻视脉诊是吉益东洞的陋习。还认为中医之腹诊及诊腹法，创造于东汉时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金匮要略》，晋唐以降，医道渐衰，神仙阴阳五行等玄谈往往掺入，而诊腹之法几被遗忘。中医以数千年之经验，不惟熟知此法，且有治疗此证之方剂，故名此曰腹证，其诊此之法，曰诊腹法，以之为诊治之基本，再参以脉应、舌证、外证，即可决定其治法，而确定其方剂，即腹证与方剂恰如影之随形，不能离矣。
在前人“万病一毒论”、“气血水说”等病因学说的基础上，汤本氏提出了食毒、水毒、瘀血的病因说。“妇人之多瘀血……然无月经妊娠等生理之男子，而有瘀血者何也？答曰其原因恐多端，就余所知者有三：其第一，不得不举遗传……以余之经验，诊其父有大黄牡丹皮汤之腹证者，其儿女中亦间有同汤之腹证。母有当归芍药散腹诊者，其儿女中亦间有同散之腹证。其父母有桃核承气汤或桂枝茯苓丸证者亦同然也。然此事实若仅得自少数之试验则父母与儿女之腹证不得不谓之偶然一致解之。今经几次反复试验，无不皆然，则不可谓偶然暗合矣。此余所以主张瘀血遗传说也……”说明日本汉方家已经注意到了方证的规律性，此说真是发人深省。
汤本氏对《伤寒论》的价值所在认识得十分透彻。他说，“余所信奉为医圣张仲景所著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仲景作伤寒之真意有如下说：
永富独啸奄氏曰：世医动谓伤寒论治外邪，天下无加，至于杂病则未必然。呜呼卑哉！夫伤寒中有万病，万病中有伤寒，迴互参究，始可治伤寒，况于古医方中，若能彻底了解其内容，则千金、外台、宋元辽明等众多之说，亦皆为我使用矣。
能了解伤寒之诊断疗法，悟其真髓，则万病之治如示诸掌。学者不可泥于章句之末，宜开眼透视以探其精神也。”
汤本氏曰：“本书立论多本余之经验事实为基础，益以理论说明之。理论中或不免谬误，而事实则断不虚伪，若以理论之错误而并没其事实大不可也。”汤本氏基于长期的临床观察，认为“人体活动而至变，非单纯之理论得而解决”，强调“当以人体经验的事实为先，而理论为后”，而“中医自数千年前就亿万人体研究缩的之病理及其药能，历千锤百炼之后，完成结论，立为方剂，故于实际上每有奇效。”
《皇汉医学》洋洋57万字，主要参考文献有120部，其中除12部（占10％）为中国医家的著作外，其余（90％）均为日本汉方医家的著作，而古方派的尤多。因此，该书可谓是日本古方家的经验集，而且这些经验多是医家实证亲试得来的，极有益于后学悟入医道，开阔眼界，诚是医学之传薪！
日本古方派医家在实证亲试与临床试验的思想指引下，研究张仲景著作，灵活运用经方，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经方的运用范围，较之国人偏重于理论上的解释、争执实用奏效得多，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了国人对经方得研究水平。故对《伤寒论》颇有研究的国学大师、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吾道东矣”一语，暗道日本医家已得仲景真谛。本着澄清理论事实，弘扬仲景学说，推广和扩大经方运用得宗旨，很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这些古方派的经验。3.大塚敬节（1900～1980），出生于日本高知县一个汉方医世家，祖父大塚恭斋、父亲大塚惠迪均业医。于1919年入熊本县立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成为西医界一分子，从而获得了政府认可的行医执照。1927年，他受中山忠直《汉方医学的新研究》和汤本求真《皇汉医学》的影响和启示，对汉方医学的科学价值和实际疗效有了最初的认识，立志学习和研究汉方医学。1928年，因用甘麦大枣汤治愈了每天反复抽搐十几次的十岁少女的半身不遂症，使他更坚定了学习和研究汉方医学的决心。1930年2月，为学习汉方医学，他毅然离家到东京拜汤本求真为师，在“汤本医院”学习汉方医学。1933年，与史数道明相识并成为挚交。1972年6月，就任“北里研究所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所长。同年九月，日本医师会授予大塚敬节“最高功勋奖”，奖励其为汉方医学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这是日本医师会首次为汉方医家颁奖。
其主要临床学研究著作有：《类证鉴别皇汉医学要诀》（1932年）、《汉方诊疗的实际》（1941年与史数道明等合著）、《汉方医学》（1956年）、《诊断与处方?汉方疗法》（1957年）、《汉方医典》（1957年与史数道明等合著）、《汉方诊疗三十年》（1959年）、《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1966年）、《汉方诊疗医典》（1969年与史数道明等合著）、《金匮要略讲话》（1979年）等。此外，还有综合性著作《大塚敬节著作全集》（1980年）。
先生认为，在《伤寒论》中之论脉，不提脉名直接记述脉状，故简而适宜。但至后世渐又设有种种脉名，其数竟达六十余种，此乃侧重形式的思想之不良现象，在临床上多主张为无用论，吾等必须去虚饰重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今后之中医学。
大塚敬节投身汉方医学事业五十几年，始终坚持在临床上从事诊疗和研究，尤其在张仲景学术的研究与运用方面具有相当的造诣。如用三黄泻心汤治疗动脉硬化症、脑充血等，症状急剧者加知母、石膏、甘草；加辰砂治疗子痫、白内障；还用本方治疗月经过多、肺结核咯血、沙眼、慢性结膜炎、晕船病、癫痫、癔病、失眠、丹毒等；用葛根汤治疗结肠炎、赤痢；眼、耳、鼻之炎症；肩部发酸、肩胛部神经痛、化脓性炎初期等；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神经衰弱症、癔病、神经性心悸亢进症、阴痿症、癫痫、动脉硬化症、脑溢血、慢性肾炎、心脏瓣膜病、小儿夜啼症、老人慢性关节风湿病、火伤后发热；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各种热性病、肺炎、肺结核、胸膜炎、腹膜炎、疟疾或疟疾样疾病、神经衰弱、经血病、失眠症、神经性心悸亢进症、脚气等；用桃核承气汤治疗疑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引起的剧烈头痛；八味地黄丸治疗尿闭（产褥热）；用温经汤治疗鼻塞、头痛、手掌角化症；茯苓杏仁甘草汤治疗浮肿、呼吸困难之肾炎；大承气汤治疗月经延长、耳朵骚痒症；半夏厚朴汤治疗胃下垂、上半身浮肿、神经症；小柴胡汤治疗圆形脱发症、神经性食欲缺乏症等等。
4.矢数道明，1905年出生于日本茨城县，籍名四郎。1931年，业师森道伯去世后，他立号为“道明”。先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日本汉方医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这一时期运用中国传统医学的经方派和时方派结合者的典型。1926年是日本汉方医学最低落的时期，其家兄矢数格的重病通过汉医治疗而转危为安，按照其家兄的期望，他立志于研究汉医。1930年从东京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师事于东京“汉方一贯堂医学”创始人森道伯和家兄矢数格，学习汉方医学。毕业后和大塚敬节先生共同致力于日本汉方医学的复兴运动。1980年就任“日本北里研究所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所长，1986年就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研究协作中心主任。
先生精通东、西两种医学，他出于对汉方医学的深邃信念和弘扬汉医学术的坚定立场，始终坚持在汉方医疗、科研及教育的第一线。除与大塚敬节等的合著外，个人临床学术专著有《汉方处方解说》（1940年）《临床汉方治疗百话》1～7集（1960～1990年）《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1966年）等等，还与矢数圭堂共同编著了《汉方辨证治疗学》（1983年）。
他是一位善用经方又巧妙摄取后世方之长；用古方不泥于古，用后世方又不违背经方真义的临床家。如他用葛根汤催乳及治疗夜尿症，合小青龙汤治疗重症肌无力；用桂枝茯苓丸治疗雀斑，合黄连解毒汤治疗精神分裂症；用五苓散治疗偏正头痛、头重、肩凝、三叉神经痛、关节痛、阴囊水肿、尿频、夜尿、美尼尔氏综合症等；用柴胡桂枝汤改变小儿性格；用白虎加人参汤合八味地黄丸治疗糖尿病；用防己黄芪汤治疗狐臭、腋窝多汗症；用芍药甘草附子汤治疗四肢痿弱症；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葛根汤加减治疗秃头症；三物黄芩汤治疗重症脚气；麻杏苡甘汤治疗扁平疣和夜尿症等等。
《伤寒论》与汉方医学的古方派
汉方医学、东洋医学、皇汉医学、中国医学，都是曰本在明治时期医疗制度的改革中，为了区别于逐渐占优势地位的西洋医学而提出的中医学术语，其含义是专指从中国传入的使用中药和针灸进行治疗的医学。不过，汉方医学自古代中国传入日本以后，经过日本长时间的消化吸收，已经被改造成为结合日本实际情况并产生了独特变化的汉方医学了，与现在中国的中医学有着明显的不同。
日本文化属于中国文化圈，从古代起，日本就一直受着大陆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在医学方面也是如此。
7世纪初，日本与中国大陆直接来往，从而也直接引进了中国医学。直到4世纪，日本专门吸取中国各时代的医学。16世纪时，首先由田代三喜（1465~1537）从中国学得了李东垣、朱丹溪医学，然后由田代三喜的门人曲直濑道三（1507~1594）把李朱医学传播到整个日本，时人称之为“道三学派”。
到了江户中期（17世纪）“道三流派”明显衰败。以名古屋玄医（1628~1696)为首的医学家，开始提倡张仲景医学。经过许多匡学家历史一个世纪的努力，张仲景医学在日本医学界占居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日本医学史上，把“道三学派”推广的李朱医学称为“后世方”，而把名古屋玄医提倡并推广开来的张仲景医学称为“古方”。这就是日本汉方医学中的两大派，即后世方派和古方派。那么，为什么把先兴起的学派称为“后世方”而把后兴起的学派称为“古方”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医学史上，汉代张仲景的医学比金元李朱医学更为古老的缘故。
所谓张仲景医学，指的是《伤寒杂病论》。虽然该书至宋代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但是仍以《伤寒论》作为张仲景的代表作。《伤寒论》被视为医学之典范。（二）古方派兴起的背景
由曲直濑道三开始的后世方派，经过第二代和第三代，代代相传，做了世袭的御医，专给上层看病。因为给地位高的看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不能大胆地进行治疗。一个人不敢负责就实行集体负责制，而且只使用一些昂贵的滋补药或作用缓和的药物。由于脱离医疗实践；只能是研究和清谈空头理论，并且依靠政治权力压抑新生力量。晚期的后世方派，不仅拘泥于金元医学的空洞理论，而且在医疗上也产生了滥用温补的弊端，从而堕落到明哲保身，无所作为的地步，这就是古方派兴起的医学界的背景。
领导江户时代的统治阶层，是通过战争在崭新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他们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使整个社会从支配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中解放了出来，农业和渔业也随之发展了，由于农具的改良和水利工程的修建而带动的土木工程学和天文学及历法学也向前发展了。这些学问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输入而逐渐达到某种发达的程度。与此相应，哲学上的经验实证主义占居了哲学的主导地位。以伊藤仁斋为首掀起的儒学复古运动也就发生了。儒学复古运动的领袖们认为，古朴的儒学本来是经验实证主义哲学。现实中盛行的朱子儒学是从古代儒学衍化出来的，其思辨合理主义和当时日本社会现实是矛盾的，因此应该复兴古朴的孔子儒学。所以说，儒学复古运动的实质，是提倡经验实证主义，使儒学顺应当时日本社会潮流的发展。
在儒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下，汉方医学也开始振兴，并揿起了医学复古运动，并产生了古方派。
创立古方派的医学家认为，李朱医学跟朱子儒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思辨合理主义的支配，跟当时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不相融。然而古朴的张仲景医学是由纯粹观察和实验而得到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以方证对应的形式写成的，而且再现率也很高，算是一种经验实证医学。汉方医学中的古方派，就是从尚古和实证的指导思想出发，以未掺入阴阳五行思辨形式的《伤寒论》为基础，通过研究和实践而逐渐建立起来的。
(三）古方派对《伤寒论》的发扬
随着对《伤寒论》的不断研究，古方派又进一步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吉益东洞为首的现象论派，另一派是以山胁东洋为首的实体论派，吉益东洞（1702~1773）以“亲自实验”和“不亲眼见的就不能说”作为两条原则，从观察和实验的立凝出发去研究《伤寒论》，屛弃了臆测和假说，通过四诊归纳病证，并选取相应的方剂去治疗，名之曰“方证相对”。通过方证相对，能治疗尚未确定病名的疾病，凭证决定方药，通过方药也能反过来推断病证，现象论派不仅遵循《伤寒论》去治疗伤寒病，而且通过“方证相对，随证治之”的原则而治疗存病，即所谓“百病有伤寒，伤寒有百病”。尽管“方证相对，随证治之”实际上不能治百病，但是吉益东洞却因此而剔除了《伤寒论》中的有关思辨合理主义的内容。
吉益东洞的儿子吉益南涯，继吉益东洞之后，在病因和疾病分类方面，采取了气、血、水等病因论，跟其他古方家一道，又恢复使用被吉益东洞一度舍弃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分类法，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三阴、三阳、淤血、水毒、气滞等，作为对病因和疾病的分类提纲，从而发展了《伤寒论》的诊断理论。同时还提倡使用病名诊断，古方家针对王叔和的《脉经》和《内经》体系的脉诊反对《伤寒论》中的脉诊法，反对靠思辨和猜测的诊脉法和非常繁杂的过于形式主义的脉象分类法。与此同时，古方家十分重视并发展了客观性较强的《伤寒论》中的腹诊法。由于在当时城镇居民中，除高贵者外，对显露肌腹都不感到羞辱，因此腹诊容易被患者接受，这也是古方家发展和使用腹诊法的有利条件。
吉益流派的古方家之所以重视和发展腹诊，还因为腹诊不仅是诊断伤寒的重要手段，而且在杂痼和难症之类的慢性病中也有很高的诊断价值。然而汉方医学的腹诊法跟西洋医学的腹诊法大相经庭，它是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条文中所指示的腹部症状为基础，通过临床实践，作为疾病的证据，以方证相对的形式予以固定下来，是通过长期的经验习
得的。可因为腹诊属于技能方而的学问，需要在临床上代代相传，所以有许多内界已经失传了。虽然现在还作有古人写的圈解版诊书籍，但是有的内容因为当时的病和现在的病不同，如梅毒的腹诊法等，观在都无用了。然而研究这些腹证使之进一步发展，无疑是有重要临床意义的。
古方家对舌诊也很重视，他们认为，既然观察眼底血管可以了解体内的血管，同理，通过望舌也可以直接了解内脏的情况，而且诸如肌肉的营养状况、弹性、萎缩状况、血循环、郁血.贪血、血中含氧量、浮肿、脱水等，都可以通过望舌加以了解。
山胁东洋（1705~1762）是实体论派的创始人，他出身于朝廷医官之家，主张度除道三学派，提出“采用新法，实践古学”的主张。山胁东洋对《内经》的五脏说法持有疑问，他认为正确的脏腑知识是科学医学的基础。他首先发现中国古代医学关于人体结构及凡功能的说法大多是观念性的，而非实体性的。由此，他在日木医学史上首次施行了尸体解剖，从而由现象见进一步走向弄清实体的方向了。
在山胁东洋以前，医学是以实用为目的，以临床为中心的，通过医疗实践而总结的临床经验医学，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医学不发达。山胁东洋根据解剖所见，编写了《脏志》一书，并由此表明，在人体结构学方面，解剖图谱比古典的脏象说更为实体化了。
在山胁东洋门下，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特别有名的是永富独啸庵（1733~1766），他既格外重视《伤寒论》，乂对荷兰医学感兴趣，被认为始“汉兰折衷派”（日本最初称西洋底学为兰医，因为最早把西洋医学传入日本的是荷兰医生），相当于中国的中西医结合派。
日本明治年间（1868~1912），实行开放政策，举国全盘西化，汉方医学也濒于被消灭。但是西医药对当时的大多数疾病却又束手无策，一些学过西医而且富有探索精神的学者，力求在苦闷中寻求一条出路，这又给汉方医学的复兴带来了新的契机。
明治43年（1910），学过西医的和田启十郎撰写了《医界之铁椎》一书，强调汉方治疗的优越性，震动了整个日本医界。其弟子汤本求真，于昭和三年（1928），撰写了《皇汉医学》三卷，此书首次结合西洋医学知识解释汉方医学，成为推动汉方医学复兴的巨大动;我国民初的中医学家陆渊雷十分赞赏该书，并参考《皇汉医学》来注释《伤寒论》，他在《伤寒论今释》一书的序言中感叹说：“倘仲景忧在，其必曰：吾道东矣”，汉方医学在眧和初年（1926）得到了复兴，半个世纪以来发展很快，日本的汉方医家最近声称，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要创立比中医学更加先进时东洋医学，口气咄咄逼人。
二、昭和年间（1925~1988）汉方的发展
（一）昭和年间汉方医学的流派汉方医学在昭和初年开始得到复兴并迅速发展，但是由于明治年间的医疗制度规定，只有学过西洋医学并经考试合格者才能获得医师资格，而且只有取得医师资格的人才能行医，从而才能自由地研究和从事汉方医学的治疗工作。也就是说，没有学过西医的人便没有资格学习和研究汉方医学，更不允许单纯以汉方医的名义行医。因此现在的日本汉方医都是现学了西洋医学而后才学得汉方医学的，属于日本医史上的“汉兰折衷派”，即相当于中国的西学中派。
昭和年间的汉方医，尽管可以笼统地划为“汉兰折衷派”，但是仔细加以考察，他们掌握的西洋医学知识虽然相同，可是他们所拥有的汉方医学知识却不尽相同。大体说来，
可分为汉方医、汉方针灸医和汉方药师，并且在汉方医中又以古方派为主流。因此，日本东洋医学的特点，从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开始，主要是在继承和发要张仲景的《伤寒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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