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们》张太医为何治不了秦可卿 如从经方辩可有一线生机否
本帖最后由 王磊 于 2015-9-5 21:57 编辑《红楼梦》第十回中，贾蓉之妻秦可卿重病缠身，虽换了不少医生诊治，“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却仍不见起色。于是冯紫英推荐了一位学问渊博、医理极精、能断人生死的张太医前来诊治。那张太医倒也颇具实名，脉上功夫了得，诊罢言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数，左关沉伏；右寸细而无力，右关虚而无神。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伏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太虚；右关虚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心气虚而生火者，应现今经期不调，夜间不寐。肝家血亏气滞者，应胁下痛胀，月信过期，心中发热。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定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此言一出，众座皆惊，拍案叫绝！
脉诊是中医四诊之一，但修习者往往以为此种诊法过于抽象，因为脉动应指的形象，包括频率、节律、充盈度、通畅的情况、动势的和缓和波动的幅度等内容，没有深厚的临床感性认识是难以正确把握的。而张太医仅凭秦氏左右寸关之脉象，竟能入木三分地言明她的病状，让我们惊叹之余，不由反思，脉诊真有如此之妙？在脉诊里，我们知道，左手寸关尺，指的是心肝肾，右手寸关尺，说的是肺脾命。沉脉多主阳虚内寒，血海不足；细数脉多指虚热伤津，阴亏血少之侯，多见血虚经闭；浮脉多见于感冒和某些热病初期，一些久病阳气虚损者也可见浮大无力的脉；伏脉多见于厥证、剧痛、或邪气内闭的病症。
然而，张太医只是把握住了秦氏的证，究竟秦氏所患何病，对于我们现在有点西医基础的现代中医来说，如果能够在把握症状，归纳证型的基础上，探究出其具体疾病，也不枉我们读一回《红楼梦》了。在我们仔细揣摩秦氏脉象所应症状，对其所患疾病做出判断之前，我们不仿分析一下秦氏的性格特点，或许对秦氏生病的缘由有更深入的把握。
由秦可卿临死前与凤姐的一番对话可知，《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很有远见，颇具心机。秦氏亡后，“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爱老慈幼之恩，莫不悲号痛哭。”通过这些描写，可以知道秦氏是个里里外外都对得住的老好人，即便对她游手好闲的丈夫贾蓉，她也用“你侄儿虽说年轻，却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的”一句话来评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从张太医的口中可知，“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但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如此分析之下，我们便知秦可卿是一个性格压抑之人。凤姐之梦中，秦氏对贾府表面的繁华已有一种深沉的担忧，只是隐忍不语而已。她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在那个大家族里，她有太多的不满意却无从言说。就此我们可以推断秦氏身体正常之气机难以调畅，机体内里五脏之五行运转必定紊乱。张太医作为一名局外人，一语道破了秦氏患病之契机。现代心理学研究郁闷之人易患肿瘤，我们姑且不去臆测秦氏所患为何病，我们也别判验张太医所开处方是否对路！这里不妨假设我们自己就是当时的主治医生，也就是说，根据秦氏所表现症状、所处环境以及其心理状况，我们可能会给秦氏做出何种诊断与治疗方案。
立方之前，我们仍然来分析秦氏的疾病。根据秦氏的年龄、所现症状、死亡速度来看，秦氏无疑是患肿瘤。结合女性的性别特点，我们可以往乳腺癌、子宫癌、卵巢癌等疾病上考虑，但由其“经闭、胁下痛胀、眩晕、晚间自汗、精神倦怠、四肢酸软”来分析，一派肝脾不调，肝郁化风之证。反观张太医指下秦氏的脉相———左寸沉数，左关沉伏，右寸细而无力，右关虚而无神；其所涉及脏腑———心气虚而生火，肝家气滞血亏，肺经气分太虚，脾土被肝木克制。我们知道，妇科内伤七情致病因素中尤以忧、怒、悲、恐影响较著，如郁怒伤肝，肝气失于调畅柔顺而横逆，可致月经失调，忧思过度则伤脾，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气耗损也可致月经不调。虽然《景岳全书》中说“故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肾以滋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然而秦氏所患疾病岂是月经不调之证！再据病程分析，也只有肝癌诊断的可能性为最大。张太医原本判断“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但是事实上，秦氏到了冬底，即“林如海身染重疾，写书来特接黛玉回去”之后的一个夜晚，交三鼓之后，凤姐一梦醒来，秦氏即已归天。也就是说，秦氏从病重到死亡，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为此，我们不妨断定秦氏所患就是肝癌！如果辨证，当属于肝脾不调，气滞血瘀。
既然分析秦可卿可能患了肝癌，我们再来分析张太医的判断———他不可能借助更多的现代检验设备来判断秦氏患病的根由，只是判断出了个“水亏火旺”的症候。然而“水亏”之断依据何在？“火旺”之侯凭何推断？月信不来并非水亏之凭证，此乃气结血滞之故；火旺之断更是无有根据。接下来再看张太医的处方———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人参2钱、白术2钱、云苓3钱、熟地4钱、当归2钱、白芍2钱、川芎1.5钱、黄芪3钱、香附2钱、柴胡8分、山药2钱、阿胶2钱、元胡0.5钱、炙甘草8分、莲子7枚、大枣3枚。此方一派滋补之品，八珍汤加味而已，与其所断“水亏火旺”似有药不对症之惑。这里我们不妨把责任推到曹雪芹的身上———毕竟作为一代文学大家，其医术医理当不为通晓中医者所称道。以张太医脉诊之精湛，其推理判断用药之高明应在我辈想象之中。既然断为“水亏火旺”之证，用药当以滋水清肝为准方妥，万不能用益气之品为君，疏肝之品为辅。退一步虽说此方中有柴胡、香附、元胡等疏肝之品，断不宜再重用人参、白术、茯苓等益气滋补扶土之品，当加郁金、佛手、三棱、莪术理气散结之品以散其胁下痛胀、疏解肝木才为治疗之根本！此处不言张太医师从何门何派，单从其处方用药来看，偏重滋补不言而喻。证不对症，方不对证正是其明显纰漏。
受科技发展之局限，张太医虽诊法独到，用药却也不见有更高明之处。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辨证与辨病之关系的区别上，张太医没有我们的优势。辨证是对传统的认同，而辨病是对最新科学的理解与应用。组成方剂的元素———药物则在其中灵活转换，这是我们今天中医人的优势，我们反思张太医这番诊治，不由我们不赞叹其脉诊的神奇，却也遗憾张太医的疏漏。继承之余，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如此，中医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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