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行的定义及其起源
汉书艺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言进（敬）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
班固解释五行，非常有意思，与五常、五事、五德终始，有密切关系，可见这理论的脉络，但奇怪的是没人重视。首先 五行是“五常之形气”，这分明就是说，五行理论是来自五常。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圣”五行，到了董仲舒改为“仁、义、礼、智、信”，称“五常”。先秦儒家五行，一变而成五常，不能排除其原因是，如果两个都用五行，一定会引起混乱。这样的话，儒家五行变为五常，是为了避免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混为一谈，而实际上，这个过程本身是混为一谈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儒家五行是人道，而两汉五行是“地有五行”。五常人道有了“形气”，这个形气叫五行，也就是木火土金水。于是二者不仅有了联系，还有了因果关系：因为有五常，才有了五行。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向用五福，畏(威)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徽，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班固在这两段提到，《尚书》这六十五字，出自《洛书》！而画卦出自《河图》，洛书说爻用三德，说明洛书晚于河图，这就说明，《尚书》相关内容是晚于《洛书》并且晚于爻画的出现的。也就是说，《洪范》这些内容，是伪书。因为画卦绝不可能太早，很可能是战国晚期出现的。
伏生《尚书大传》：貌属木，言属金，视属火，听属水，思属土。水火者，百姓之求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伏生的五行观与刘向刘歆有较大差别，与董仲舒接近。因为刘氏父子是主张生克的，尤其五德流转，贾谊公孙弘等人也还是用相胜，而刘氏主张“以子承母”的相生，一反前人的“秦推五胜”，至于邹衍有没有说五德如何流转还是根本是栽赃，谁去管。
更为严重的是，班固继续说，《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言进（敬）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
貌、言、视、听、思，五事要顺着五行，否则“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五事不用心，或者心乱，不仅导致五行混乱，就连五星也会有“灾变”。可见，五行理论不仅是由人道五常、五事而来，甚至还受到决定性影响。这是谶纬家之言，班固崇拜董仲舒，大家都知道。
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
这个谶纬灾变，五行家的那一套方法，用的是五德终始。这正说明，五德终始，并非作为诸子阴阳家的邹衍所作。最后一句“小数家”是批评五行家而不以为然的话，是班固自己的观点。
综上，班固认为，五行，是来自儒家五常（儒家五行 ），并且与五事关系密切，其方法是五德流转 ，到底该用相胜（相克）还是刘氏的相生，并无确论。可见，汉书艺文志虽然记载了阴阳家邹衍之书目，但是邹衍并没有被西汉人引用过，甚至连用相生还是相克都无定准。五德终始作为五行生克的应用实例，来历不明，而仅仅为“小数家”、五行家所用。
而五行与“六府三事”，又有着密切的关系。班固虽然提出五行来自五常，但实际也经历了从六府剥离出五行的过程。而汉初《礼记》六府与《尚书》六府的不同，可知，有人作假。因此，五行理论包括五德流转真正的成熟定型，也就在秦汉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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