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经概述
本帖最后由 王庶 于 2016-2-13 23:21 编辑医经
1、表里阴阳为纲的医经
经典经方是为了还原经方经典本来面目的经方医学的学习应用，其中会有牵涉医经的方面。
我们需要采取客观的态度，既要避免延续前人以医经理论统帅医学理论的极端错误，同时也要避免用完全经方理论去解释医经，毕竟内外治法有所差异，并不出自同一理论，“本草石”与“原人血脉”是两个方向，但是会有一些共同的基础，如解剖分类、诊断法、疾病命名等。唯一可靠的依据还是《汉书艺文志》的医学总结。
关于经方，还原经典是经典经方努力的方向，追溯到汉代张仲景与之前的不同，而医经，基本上没什么经典可还原，最多追到全元起，或者甲乙经，然后去推测仓公和李柱国之间的变迁。
甲乙、难经、素问、灵枢等作为医经的代表，非常庞杂，相互参差，众说纷纭，基本上没有可靠的定论，而只存在一个变化脉络，理出这个脉络已经非常困难，尤其当今以宋代校书后的理论为准绳的背景下，基本上积重难返。
话说回来，外治法的优势，会越来越少。基于物理刺激的疗法，迟早会被更为先进的技术和工具所取代，正如汉武帝时精铁出现，毫针诞生直接消灭了砭石。所以外治法唯一有点特色的便是所谓药物的外用法，而这个优势能保持多久，也不是很乐观。
唯一能够长期有优势的是经方医学。如前所说，现代生物社会模式的综合医学，依然没能发现古人早已认知的表里问题，甚至连等价的概念都还不存在。所谓李约瑟的中国四大发明，那是一碗迷魂汤，实际是对文明没什么帮助，真正的发明是经方医学。
中国的传统文化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断层，如果各位学者研究历史文化，跨不过去的一个坎。所谓的传统文化，在汉武帝以后，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开始，到史记的完成，受到汉武帝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一切。
诸如六艺与六经的混为一谈。六艺本来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到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乃至班固，变成了六经。无论是董仲舒写作春秋繁露天人十端，将阴阳五行一统，还是刘歆将易学拔为群经之首，无不是汉武帝时代之后才可能发生。传统文化由此断为两截。
我们所谓的传统文化，大部分便是始于汉武帝时代的思想意识。因此用汉代以后的观念，甚至现在的有色眼镜去解读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的书目，难免谬以千里。
关键的问题在于，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之外，医经的纲领并没有提到藏府理论，而这正好说明，藏府理论是阴阳表里之下的子目，素问在解释藏府时，正好是这样的思想。而这个理论的改变，依然是五行主义至上变为天道之后变得面目全非。
《汉志》曰：
《黄帝内经》十八卷。
《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径》九卷。
《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
《外经》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七家实际就是七本书，二百多卷。现在拿十八卷所谓的黄帝内经，试图说完二百多卷。
医经从推究血脉开始，而有经络、骨髓，实际上交代了医经理论的形成，从血脉即血管的认知开始，而有经脉，但不包括骨髓；经落与骨髓对举，可为表里，实际便是软组织与骨骼的对举，而这种对举，统称为阴阳表里，用这种分类，指导（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这种分类，本身是解剖学，其用途便是外治法，箴石汤火为主要内容，针刺、砭石、汤熨、火灸。然后是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是否有内服的用法呢？那不成了本草了么？所以，这依然是外用法，所以，所谓“医经派”的什么内服用药法，无非是打着医经幌子的藏府五行时方派，标榜以华佗为祖师，而华佗本人是经方家、本草家，其徒弟吴普，依然是本草家。南北朝附会的结果，就连华佗神医秘传、中藏经等，都是南北朝伪作。从南北朝开始的医经，颠覆了医学本来的面貌，造成理法上极大的混乱，进而每况愈下。
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班固既知磁石取铁的事情，磁铁矿在西汉之前便发现，但是汉武帝依然被栾大的“法术”蒙蔽。弄几个磁石棋子，在棋盘上乱窜，因此就被封了个五利将军，这种现在看来小儿科的魔术，居然能骗得富贵，就连北宋博物学家的沈括《梦溪别谈》，也说用铁针磨了磁石，或指南或指北，到底啥原因，他本人还没有深究，搞不清楚。可见什么指南之发明……真的不太乐观。
真正的文明是工商业推动之下的冶金、机械和制造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效率极大提高，由此而有所谓“文艺复兴”。而奇技淫巧，一会是发明，一会是淫巧。奇技淫巧的禁止，方面服从权威，阻断发明。被浅薄老外灌点迷魂汤，受其蒙蔽，着实不可取。
医经在解剖学的基础上，构建出十一脉、十五络，又可分解为皮肉筋脉骨，无数种花样从此诞生。依据血管的脉诊乃至经脉，由于有了毫针，才有了虚实补泻的概念，在此之前补法都不存在，遑论虚实。
医经有两大法宝：司内揣外、司外揣内。所谓脉诊、经脉便是司外，藏府便是司内，藏府也是根据解剖而得。经脉与藏府对举两分，也是阴阳表里。这个问题，在《素问太阴阳明表里论》已经表达很清楚，但是被王冰这个大学者，把表里两个字从标题去掉以后，变得稍微绕一点：
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
岐伯对曰：阴阳异位，更虚更实，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也。
帝曰：愿闻其异状也。岐伯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
脾胃脉之所以为表里，那是因为经脉首先联系了藏府，因为藏府存在表里，所以经脉的安排也存在表里关系，体表位置上的表里呢，那实在不好办，经脉理论并非完美无缺，阳明胃脉在胸腹部循行，脾脉也在胸腹。
帝曰：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阴者三阴（忆忘：三阴二字义不通，对比下文应为“里”）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
太阴阳明论把脾胃脉单独提出而论，那是因为脾胃是生化之源 三阴三阳的源头和供给支持。所谓阳明者表也，对应着太阴者里也，何况原标题是《太阴阳明表里论》，非常明确地，阴阳表里，在医经的初始定义中，是等价同构的，分阴阳，就是为了分表里，这是生理性质的分类，而病理性质，才有寒热虚实！所以，说什么阴阳为纲还要小心，纲不了。在生理学层面，从解剖学角度分类表里对举，在病理层面以寒热虚实浅深缓急先后为考量。
阴阳实质是二分法工具的代名词，作为纲领，不具有可操作性，必须落实到表里寒热虚实缓急先后。
2、内经与外经
皇甫谧《帝王世纪》：黄帝命雷公、歧伯论经脉;傍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教制九针，著内外术经十八卷。
医经所谓的内经外经，分别讲的是外为经脉、脉诊、以及外治法；内经则是以藏府理论为核心的生理病理分类。之所以有黄帝、扁鹊、白氏内外经的不同，这种不同依然体现在现存的医经里面，各种理论，包括内经的藏象生理病理，各种说法不同，依然保留在素问等书。
可以确定的是，所谓黄帝，乃是继承了扁鹊脉法等理论后改头换面，没有学派争鸣的历史可言而只存在工具进步和理论变革。但是白氏呢，就一无所知了，什么资料也没有。
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李柱国要把医学分出医经和经方，并且医经还排在前面。李柱国本人是医经方面的专家，兼通经方。最早写作针经的东汉初涪翁，避王莽祸，通过地方志记载的蛛丝马迹，可以确认涪翁是李柱国，即李助，字翁君，涪人也，校医术，作《经方颂说》。李助即涪人翁君简称涪翁，并且参与过校医术（书），校书是官方组织实施，民间无此称谓。因此涪翁只能是李柱国。
李柱国之前，朝廷没有侍医，有本草待诏、医待诏，而候王有侍医。如《仓公传》说：“齐王侍医遂病，自练五石服之。”“临菑召里唐安来学，臣意教以五诊上下经脉，奇咳，四时应阴阳重，未成，除为齐王侍医。”李柱国有可能是因为校书而被征召的诸王手下的医生，但也可能是汉成帝的侍医，因为汉成帝罢了本草待诏，但后来平帝又召回来。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一前87年在位）开始，朝廷招集方士，其中有本草待诏、尚方待诏。汉武帝起招集本草待诏，成帝废本草待诏。在汉武帝前就有本草这个名称，但无《本草》一书。《平帝纪》中本草与方术并列，与尚方待诏、本草待诏一样，本草指的是医术，方术指的是含有鬼神仙道长生不死等迷信的内容。
《汉书·郊祀志》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 31 年）“诏罢……候神方士使者付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
《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本草在这个时候并不是本草经，而是指本草家，本草意味着医学，偏向以药物方剂治病的禁方家。在西汉校书之前的医学，概以本草为指代，代表医学的成就，在于本草和禁方的医学，除此之外的医学，仓公时叫做经脉术，类似外科术的外治法，取穴单一，通常每次治疗仅仅取一个穴位，“以宜鑱石，定砭灸处”（仓公传），可见仓公时期还用砭石。
并且仓公诊籍中针刺的方案极少，主要还是内科方剂的治疗手段，以及论脉法、诊法。“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仓公很谦虚的说，就连脉诊为顺而可治的这类，也还经常失误，不能十全。
由此，必然有一个重大的理由，使得李柱国这位老先生，在参与划时代校书的行动中，将中医分成了医经和经方两块，并且医经还排在前面。考察文帝到汉武帝时期乃至以后，发生着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改变了一些东西，而这些改变有着至关重要影响。
除了经脉理论的变化之外，还存在更为高大上的变化，那就是汉武帝时期的文化大变革，造成阴阳五行的上位，这是在诸子被罢的背景之下，因此，这个阴阳五行，都不属于诸子，而是方术家的术数阴阳五行，乃至易学被拔为群经之首、六艺（经）之首，无一不对医学造成深刻改变。
但更为关键的是工具的进步，带来的操作改变直接影响到理论的变化，那就是汉武帝之后，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精铁冶炼技术，使得毫针的出现，直接导致针刺法从无虚实补泻，而有了补法和虚实的分类，并且导致砭石的淘汰。
李柱国是九针制作，本输膏肓穴、募穴、毫针补泻法的创始人，经脉十一脉联系藏府理论的参与者，医经发生划时代变革，慨由此人开一代新局面，当然要特别强调，故而真本黄帝内外经焚毁失传后，首当其要，便是写作《针经》，所以涪翁乃作针经，并且乞讨为生。
而这一切，作者用一句话来作为标榜和总结性阐述：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谁说过不可治的话呢？先秦的神医巫医，病在膏之下，肓之上，什么药之不及等等，九针、本输的作者就出来说，还是可以治的，有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这个膏肓之穴、募穴。
因外治法及其理论的巨大进步，为了引起足够的重视，必须区分医经外治与经方内治。而禁方、本草医学改称经方，仅仅是搜集整理十一家，并无特别突出的变化。所以突出强调的便是新出现的所谓“黄帝内外经”，表示与扁鹊内外经有所不同，扁鹊没有用过毫针，常用的还是砭石。工具不同，刺法也不同，经脉理论也有较大变化，另述。
由于校书成果天禄阁藏书“王莽之末，又遭焚烧”，黄帝内经外经究竟讲些什么，已经无法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必然不是所谓的素问灵枢。
首先，标榜黄帝以托古，暗示以黄为中，土枢四象；经脉理论本身源自脉法脉诊，而脉诊的创始人据史记是由扁鹊所创，扁鹊是当之无愧的经脉理论先行者。我们可以注意到，从帛书十一脉开始，并不是完全用阴阳命名，并且也不叫经脉。十一脉的六阳脉五阴脉，来自天六地五，天六地五也不是阴阳家的理论。如肩脉，耳脉，齿脉，是以部位、疾病相关性划分命名，无阴阳关系可言，相互之间也没有联系，同时也用了泰（太）阴巨（太）阳等名称。
最初用三阴阳命名经脉，在不联系藏府之前，仅仅是区别部位，并且六阳脉五阴脉也不成对称关系，后世阴阳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对称，互根，平衡，经脉之间无联系，不存在平衡互根关系。从无联系到循环相接，是对天道循环和血液循环的类比臆测，直到解剖学的进步得以证实，类比可以被证实，但不能证实反而证伪的也不少。类比的联系，出自想当然的成分很多，在经脉命名中的阴和阳，与寒热无关，只与表里位置有关。医经的解剖学，便是基于表里。如血脉，经络，骨髓，无不代表两两表里相对，乃至藏府对举依然，还不忘了提醒大家，三焦是孤府，无表里关系。
所以“阴阳表里”，便是阴阳切入医学最初动机，阴阳在医经构建理论，便等价于表里，从生理解剖结构而论，阴阳只存在表里，与寒热无关，寒热虚实是病理性描述。
而经方以本草石之寒温为先，意味着本草学的最初便是辨寒热，本草之次为味气：药味之滋、气感之宜，以苦辛为代表。历史上从六气六味，最后变成五味的悬案，到底是怎么回事，《素问》已经交代得比较清楚。
西汉晚期校书的医学总结，看不到五行二字，即便有五行的内容也是次于天道的地有五行，远远够不成理论的纲领。何以见得？六府经脉的是六腧穴不是五腧穴，为了凑五行，把原穴不算，可谓败笔。既然六经都可强行划出五行，六腧穴却不行，任何理由都失去拿出来的必要。
而已五行阴阳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医经构建，便是出现于南北朝的全元起《素问》，而不是《全元起注素问》，在宋代《素问新校正》分别引用二书。然而为了摘掉真正的作者，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扮成鸵鸟才能视而不见。而核心问题不在于作者是谁，而是其核心思维以五数为核心，天有五行、五时、以五统六，以五行解释藏府理论，长夏、州都、十二官等等，各种细节，都无法早于南北朝。而《灵枢》晚于杨上善《太素》，唐代官方以《赤乌针经》为教材等，尤其素问经过王冰大量增改，灵枢经过南宋史崧增改，早已经不能代表南北朝，遑论汉代，以此解释医学理论源流，尤其去解释汉代经方医学，真是莫大的悲剧性笑话。
就是说，把五行，阴阳学说强行渗透到了需要以临床实践为准绳的中医学中。那就是指鹿为马，闭门造车，纸上谈兵 了解一下。 学习一下。 再学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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