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成书时代鉴定--转帖
《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成书时代鉴定——兼论医界对汤剂祖源的认识史：从千年传说到附会穿凿
汤一笑原创 2013年5月31日经方论坛首发
《辅行诀》出来后，不少学者做过考证。其中利益、名誉相关者多从证真出发。而局外人多从证伪出发。不过多数学者的结论几乎都是从整体上看真或看伪，尽管有的学者措词比较谨慎，但其基本倾向还是明确的。既然多数学者都认为此书经过后人的整理，那么其中是否有后人加入的内容？如有，又有多少？是哪些？这些都是问题。伪书虽然意味着某些价值不存在或价值被折扣，但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严谨的学者必须承认，只要有破绽就足以怀疑其真实性，破绽越多伪作的可能性就越大。研究《伤寒论》源流的人，不论你是否愿意，如今都不得不被迫面对《辅行诀》带来的挑战。我考察此书，主要是因为其涉及到《伤寒论》的方剂来源的问题，我也主要关心这个问题和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由于传世本《辅行诀》是原卷子已经毁失的翻记文献，而且已经确定张大昌先生改动过其中的某些词句，所以以少数普通的词句的出现时间来考证真伪说服力不大，因为历史中消失的中医药文献太多。这就是考古求证中的所谓“证有易，证无难”。但传世本《辅行诀》基本上还肯定是“抄本”，而非仅是“意写”本，况且据说张大昌先生年轻时记忆力极好，过目不忘。那么如果其中一些核心的、不会轻易改动的词语、以及一些学术理论、学术现象存在年代上的问题，并且这种情况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就不能简单以“为通俗”而按意改词来推脱了。载体可能是后世的，一些非关键的字词也可能为后人改写，“版本”年代不等于“内容”年代，作为一本医著，作者医论、医理方面的内容更能体现它的时代特征，也是辩伪的关键。而书中的古方剂并不能说明它的时代，因为古方常被后世方书原文引用。一些药物名称等也常会被后世抄写者、出版者按时代习惯改写，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也可以被推脱为“版本”的原因，论证力度会被削弱。
《辅行诀》的实用性不是本文的关注点，那是临床家的事，“伪本”与“伪方”是两回事，反正历史上的托名医书一直流传的也很多，伪本传方也是古人常爱干的事。
1、卷首的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为什么要画一个图？它使人感觉这不是一个自抄自用的实用东西，而象是用于收藏或出售，似乎多少还有点古董“做锈”的意味。
“三皇”的具体人物自古多种说法。三皇指伏羲、神农、黄帝是儒家的主流说法，见《尚书·序》、《帝王世纪》，这种说法因南宋王应麟《三字经》“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而广为流传。此三皇不是道家的说法，道教也有三皇（并不重视），分初、中、后三组：初三皇具人形；中三皇则人面蛇身或龙身；后三皇中的后天皇人首蛇身，即伏羲，后地皇人首蛇身，即女娲，后人皇牛首人身，即神农。道教神祗主讲三清、四御，那也是六朝才刚开始的事情。
医书中最早提到“三皇”的，大概是唐代中期，王冰在《黄帝内经序》中说：“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嬴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后面就是论《内经》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王冰把秦和、淳于意、张仲景、华佗都视为《内经》一系的。北宋高保衡、林亿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说王冰补入的第七卷七篇运气大论“犹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其文同样把西汉仓公、东汉仲景视为《内经》一系的。（据余嘉锡考证，唐太仆令王冰，史籍未著，尚属存疑。读见《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二。）明代李梃《医学源流》说唐代中叶甘伯宗《名医录》“自三皇始而迄于唐代”；《名医录》已经失传，范行准先生认为南宋张杲《医说》卷一 [三皇历代名医]可能就是甘伯宗《名医录》的内容，我翻看《医说》此部分内容，此“三皇”宓牺氏蛇首人身、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黄帝有熊氏龙颜。由此可见，在唐宋时代，医书虽然也提及了“三皇”，但或重在指其人文始祖；或视为神化人物。还不是后世医圣人、“先医”的形象。
“三皇”作为“医圣”或“医祖”的整体概念与医学发生密切关系是始于元代。丹波元简《医剩》言三皇庙在唐代已经出现，但仅是一般的古圣祠，非医学界祭祀庙宇。宋代医家遵奉的是扁鹊，1034年许希治好了宋仁宗的病，以赏金创扁鹊庙，“学医者归趋之，因立太医局于其旁”，见《宋史》卷462。古代医学界祭祀三皇是从元代1295年朝廷下令各地郡县通祀三皇开始的，见《元史•祭祀志》。传说伏羲创八卦、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作《内经》，所以被推为中医学创始奠基人。在《辅行诀》卷首三皇图中都有反映，（以观看者为标准）右一神农，身边有一把药草；中为伏羲，手中托举八卦图；左为黄帝，身后有一卷竹简，应指《内经》，三人已经是圣人形象，而非神人形象。元代政府医学校中也建有三皇庙，庙中还祭祀历代名医，按《元史》记载，当时从祀历代名医是十人（据说为俞跗、桐君、僦贷季、少师、雷公、鬼臾区、伯高、岐伯、少俞、高阳）。对于元代为何将“三皇”作为“先医”祭祀一事，有学者高伟认为是元代统治者有意将汉民族的共同祖先“三皇”降到“医家之祖”的行业地位，从而消除三皇祭祀的民族意义，起到淡化汉人的民族意识、弱化汉人的民族抗争的作用。其说视角独特，颇有见地，但终为一家之言。对于将华夏人文始祖三皇以医祖受祭，明代还是有儒臣认为不合国家正礼，“甚非礼也”，明代有段时间曾停止三皇以医祖受祭，后又恢复。
元代这种祭祀先医三皇的制度被明清延续下来，明朝1543年，建三皇庙在太医院北，名“景惠殿”，明朝末期的三皇庙也叫“圣医庙”、或“医王庙”、“药王庙”，主祀还是三皇，但从祀历代名医此时变成28人。清·程林1677年《医暇卮言》卷上记载：“……祀先医，春冬仲月上甲日，上祀三皇，配以勾芒（配伏羲）、祝融（配神农）、风后，力牧（后两者配黄帝），而附历代医师二十八人，岁遣礼部太医院堂官分献。东庑僦贷季、岐伯、伯高、鬼臾区、俞跗、少俞、少师、桐君、雷公，马师皇、伊尹、扁鹊、淳于意，张机。西庑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巢元方、真人孙思邈、药王韦慈藏、启玄子王冰、钱乙、朱肱、李杲、刘完素、张元素、朱彦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祀历代名医人数变化的时间，以及“张机”之名称。《辅行诀》卷首图中的四神二十八星宿，如果不理解成三皇从祀者的映像，若非不伦不类的画蛇添足，真不知道该当何种解释。明清时期，光北京城里就约有十座药王庙（三皇庙）。
元明清历史上的三皇庙，不但作为先医祭祀之所，同时也是习医治病之所，《长清县志》说：“元朝至元年，有尝建三皇庙，聚历代医书于中，令邑人习之，以祛民病”。这可能是三皇庙与地方医学校二合为一的做法。当时各地大小三皇庙多有专人管理，或由道士、或由和尚承应供奉，而这些人物推测也多知医、行医。
对照古代医书来看，含义为医圣人或“先医”的 “三皇”一词在医书出现，主要也是从元代开始的，公元1320年，忽思慧《饮膳正要》，书一开始就是“三皇圣纪”，介绍了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明《万病回春》、《古今医鉴》、《轩岐救正论》、《医学入门》；清《医门法律》、《冷庐医话》、《吴医汇讲》、《医述》都或多或少的提到医圣人“三皇”。
由此可见，《辅行诀》卷首的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其实就是明清三皇庙先医人物在作者头脑中的意象。此图原本大概是想表示此书犹如“三皇遗文”般的宝贵，但无意中却暴露了其时代背景。单是凭以上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辅行诀》原卷子不是出自敦煌藏经洞。敦煌藏经洞文本最晚不过公元1002年。宋代印刷术推广之后，写经基本就消失了。由于明代是炼丹术落日余晖的“中兴”时代，炼丹风潮席卷朝野，延自清代。而陶弘景的《真诰》等著作在元代遭禁。到明朝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至1449年）刊刻《正统道臧》陶氏著作才又流传。李时珍说朱权(1378—1448年)在宣德年间也出了一本有关炼丹的金石本草书《庚辛玉册》（据说已经佚失）。《辅行诀》托名道家陶弘景，且内容中涉及很多金石药物，再加上三皇图显露的时代背景。所以《辅行诀》的作者我疑心是明代中叶之后某时期的一位道士，或可能是与三皇庙有关的某位人物。当然也可能是一个爱好炼丹术的医学校出身的儒医。
奇怪的是，那些考究《辅行诀》的学者似乎都不清楚古代医学界与三皇祭祀何时发生的关系。大概是因为一般的《辅行诀》文本都没有这幅图。而且现在的传统医学人士也不象元明清的医家那样见三皇庙必入而敬香了。
或有反对者认为这是《辅行诀》的时代“版本”问题，未必与内容相关，就算如此，这也应该足以引起研究者对其内容的高度警觉。
2、“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陶弘景时代的医家似乎更习惯说“腑藏”，如谢士泰《删繁方》就多用“腑藏”，因《删繁方》中的治疗总则是“善疗病者,病在皮毛肌肤筋脉而疗之,次疗六腑;若至五藏,则半死半生矣”,先腑后藏。陶弘景(456年～536年)与谢士泰(499-583年)是同时代人，或稍年长于谢士泰。但谢是北齐人。陶弘景在江南。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下[服气疗病篇第四]引《明医论》云：有“腑脏俱病”。见《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1138页。在陶氏《<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他也说“一则腑脏经络因邪生疾”。但今本《本经集注》中有三处“脏腑”。“腑脏”不见，不知是否后人校改的结果。隋《病源》中“腑脏”是“脏腑”用词的两倍多。今本《外台》、《医心方》中也是如此。今本《小品方》中是“腑脏”、“脏腑”各一见。今本《千金》两书及医经却是“脏腑”多于“腑脏”。宋人对《千金》的校改幅度应大于对《外台》的校改。
3、陶弘景《真诰》卷10 [协昌期第二] 有：“夫学生之道,当先治病,不使体有虚邪及血少、脑减、津液秽滞也。不先治病，虽服食行炁，无益于身。”“夫学生之夫,必夷心养神，服食治病，使脑宫填满，玄精不倾，然后可以存神服霞，呼吸二景耳。若数行交接，漏泄施写者，则气秽神亡，精灵枯竭。……”《辅行诀》文首第一段虽与之相类。但同文已有道家合药却病之术（服术之类），见《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1120页。《辅行诀》的治疗方剂似乎与修道家“脑宫填满，玄精不倾”似不太搭边。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下[服气疗病篇第四]引《明医论》云：“凡病之来,不离于五脏,事须识相。若不识者,勿为之耳。”其五脏先后顺序是心、肺、脾、肝，未提肾脏。与《辅行诀》有异。六朝托名的《王叔和脉诀》五脏顺序是心肝脾肺肾，心为君，在第一很正常。《辅行诀》五脏先后顺序是肝心脾肺肾，与《病源》、《千金要方》、《外台》、《圣惠》方等主流方书论述的顺序相同。
4、《辅行诀》文首一段提到“服药汗吐下后”。今天的经方医家论治疗法则，“汗吐下”常脱口就出。似乎古来就是这么说的，实际并非如此。唐宋时代，医家论及此，一般用语都是“发汗吐下”，不说“汗吐下”。如《脉经》一见，《病源》4见，《千金要方》21见、《千金翼方》4见，《外台》7见，《医心方》无见。《太平圣惠方》18见，《圣济总录》8见，《证类本草》一见，1144年《注解伤寒论》中5见。用语全都是“发汗吐下”（《圣济总录》有一“出汗吐下”）；
“汗吐下”的说法首先出自北宋末期一些《伤寒论》研习者的论著。北宋末期1100年庞安石《伤寒总病论》五见，四个也是“发汗吐下”，一个为“汗吐下”。 朱肱1108年《类证活人书》14见，13个是“发汗吐下”，“汗吐下”一见。成无己1156年《伤寒明理论》15见，14个是“发汗吐下”，“汗吐下”一见。南宋许叔微比较有影响的《伤寒发微论》、《普济本事方》、《伤寒九十论》两种说法都未见，《伤寒百证歌》两见“发汗吐下”，也无“汗吐下”。
5、《辅行诀》文首一段提到“或变为损证，则生死转侧而”，“损证”一说也出现较晚。早期古医书中常说的是“七损证”或“虚损证”。“损证”一说我搜索到最早的出现在元代曾世荣1294年的《活幼心书》卷中 [明本论 不内外因 ：“…… 一切损证，及毒虫恶兽所伤，此又世医各有专科，兹不繁引。”其次就是明·徐彦纯撰，刘宗厚续增，书成于1396年的《玉机微义》卷十九 [虚损门 虚损脉证]：“…… 此则因虚外感，不独伤于足经也，但足经伤寒有传变，恐不可作损证论乎。”“损证”一说在清代才比较多见，如尤怡1768年的《金匮翼卷三虚劳统论》一见；戴天章1675年《广瘟疫论卷之四四损》一见；清末程文囿1826年的《医述》“损证”四见，清末王士雄的《洄溪医案》、《回春录》都有“损证”之说。
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辅行诀》文首一段中，从“诸凡杂病，服药汗吐下后”到“或变为损证，则生死转侧而”一段，刚好《辅行诀》乙本是没有的，据说乙本是脱文。范志良本有此段。原卷子是否真有这句话也是个问题。不过据说张大昌先生年轻时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6、《辅行诀》每一脏病方之前都有总论，提到“肝德在散”、“心德在软”、“脾德在缓” 、“肺德在收”、“肾德在坚”，首先这种说法是不会记错的。在《素问》中是“肝欲散”、“心欲软”之类的表述。“肝德”、“心德”这种说法搜索明清之前医书不见，明清医书才见。如清罗美1675年《内经博议》卷之一[ 人道部 五脏五主论]：“ ……能生其和者。非心德之暖乎。唯有火德之暖。以益金体之清。”王孟英1852年《温热经纬》卷五 [方论平胃散]：“雄按：柯氏此论，虽已超越前贤，而义犹未畅也。三承气汤，调胃土之敦阜韪矣。若卑监者，乃是脾德有惭，土不胜湿，健运失职，阳气不升，非胃病也。……”高学山1872年《高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治第一]：“ ……土气凭肺德而氤氲于胸中。以为宗气。”（清代）
7、《辅行诀》五脏病方中，心脏病方部分也存在问题，但不易觉察。
今本《内经》中脏腑学说主要有十一脏腑（五脏六腑）说和十二脏腑（多膻中，即心包络）说两种。心包络见《灵枢·经脉》：“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灵枢·邪客》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包络者，心主之脉也”。在中医脏腑学说中，十一脏腑说一贯是主流。在金元以前，心包络一般从属于心脏而论，从未受到医学独立的关注，直到金元以后才有所变化。在《诸病源候论》中只有一处提到了“散络心包”、“邪气迫于心络”见[卷之十六心腹痛病诸候]，《外台》据《病源》此论开了药方“诃黎勒散方”。《千金》两书中，没有任何因心包受邪而开的药方。北宋初《圣惠方》中也只在[卷第九十九.针经序]中提到一次“心包络”。
金元以后，心包络开始受到医家关注，并且强调它是有形质之脏（之前还多认为它有名而无形）。刘完素1186年在《内经运气要旨论》（即《素问要旨论》）中认为“所谓心包络亦是一脏”，但具体是指“右肾命门”，与心脏无关。张元素在1186年《医学启源》中形成了五脏六腑十一经的辩证体系，唯独不论心包络。他在《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中创造性的将心包络归入心病之内，而另立命门病症与用药。其弟子王好古1308年《此事难知卷上问脏腑有几》中，在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兼包络，为六脏。胆小肠胃大肠膀胱兼三焦。为六腑）的基础上再加一个“胞腑”，为十三脏腑，此说未被后世接受。王好古的“包络”还是“命门”，并非后世所谓的“心之衣”之类。元末明初滑寿1341年《十四经发挥》说：“心包一名手心主。以藏象校之，在心下横膜之上，竖膜之下，其与横膜相粘而黄脂裹者，心也；脂漫之外，有细筋膜如丝，与心肺相连者，心包也。”此说影响很大，多被后人引述，夏英1497年《灵枢经脉翼》、张三锡1609年《经络考》、翟良1628年《经络汇编》都从滑伯仁“心包”有名有形说，张介宾1624年《类经图翼》也引述滑伯仁之说，并特别指出“此说为是，凡言无形者非。”后《医宗金鉴》又引述了张介宾的话。清·陈士铎1687年的《辨证录》中大谈“心包”及“心包”补泻 ，“心包”凡193见。叶桂1746年《温热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是温病理论大纲，影响巨大。由此可见，“心包络”是在金元以后开始受医家关注，并逐渐认为它是有形之脏，相应地在名称上，大约明代开始，“心包络”比较普遍的被简称为“心包”，尤其清代温病学兴起后，其有关名著，相关论述中几乎都用“心包”一词。
单独指明为心包（心包络）气虚实而设的方剂，在陈士铎1687年的《辨证录》中有出现；沈金鳌1773年《沈氏尊生书-卷十心包络病源流》中说：“《醫旨》曰：包絡虛，宜錢氏安神丸；虛而挾熱，醒心散；包絡實熱，宜犀角地黃湯、十味導赤散。”并专门列举了治心包络病诸药要品及方剂。沈氏所说《医旨》大概是指明代孙一奎（公元1522~1619年）的《医旨绪余》，但我查此书未见此论。近似的话最早大概出自张元素《医学启源》“心之经”部分，原是讲心脏的虚实补泻。陶思渠（1785—？）的《十二经方义秘要》中心包络经部分，也列举了8个方剂。
《辅行诀》五脏病中，心脏病方最多，八方，即多了关于心包虚实补泻的四方。这是学术内容上的一大破绽。它这种高度关注心包，类似将其视为一脏的学术，以及心包位于心外部的观念，还有“心包”简称的使用。都表明这些内容不可能在金元以前，极可能出现在明清。
8、由于《辅行诀》每一脏病方前面的“总论”条文，在《素问》和《灵枢》中都能找到相关内容，所以一般多以为这些内容就是引自《素问》、《灵枢》。我发现实际并非如此。这些“总论”内容从其排列顺序看应该是来自王叔和的《脉经》或脉学系统的医籍，在今本《脉经》卷六十二经脉中，五脏相关经脉论述内容的顺序与《辅行诀》五脏病方前面的“总论”类似，如卷六《心手少阴经病证第三》，开文首句就是“心气虚，则悲不已；实，则笑不休。”后面内容有“心病者，胸内痛，胁支满，两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取其经，手少阴、太阳，舌下血者，其变病，刺郄中血者。邪在心，则病心痛，善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输。”再后面也有“故诸邪在于心者，皆在心之包络”。其他四脏相关经脉论述内容的顺序类似。值得注意的是，《脉经》卷六之后就是仲景方论了，《辅行诀》大体框架与此相类。所以从行文大略的框架上，《辅行诀》或许也参照了《脉经》的相关内容框架。
《脉经》之后，一些主流医书在五脏病方论内容上沿用了《脉经》卷六的相关内容，如《千金要方》，其五脏部分内容，开头都是“某脏脉论第一”，其内容类同《脉经》论述顺序，不过更加扩充。明初1406的《普济方》的五脏门的“总论”沿用了《千金要方》“某脏脉论第一”的大部分内容，但《普济方》内容编排上是先五脏门，后面才是六腑门。与《千金要方》一脏一腑间杂的编排不同。
不论是唐初的《千金要方》，还是宋初的《太平圣惠方》，或是明初的《普济方》，其心脏病内容部分，都没有出现特别为心包气虚实而设的方剂。
需要说明的是，今本《脉经》是经过北宋医书局校改的，按高保衡在序中的说法，整理后的《脉经》虽然还是十卷，但与宋代之前的《脉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宋臣校改时参考了很多医书，其中就有《千金》。另外，从唐代开始，《脉经》就一直是官方医学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
9、补汤、泻汤之说。翻查《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辅行诀》之外，只有《深师方》提到“泻肝汤”“泻脾丸”（调五脏不利）、“温脾汤”、“ 温脾丸”、“ 大温脾丸”、“健脾汤”。未见有“补某汤”出现。有研究者认为《僧深方》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540-610年之间，在陶氏之后。见《中日医学文献中的《僧深方》研究》。补肝汤的名称在唐代《千金》、《外台》三书中已存在。泻肾汤的名称在《千金要方》、《外台》已经出现。
先泻后补法原本应该是针灸治疗的手法。《脉经》中就有先泻后补的针治法。与陶氏时代相近的《小品方》（460年左右）讨论过利补法，但绝不是简单的先利后补。分各种具体的情况，如“夫病是服利汤得瘥者，从此以后慎不中服补汤也”，如“暴虚微补，则易平也，过补喜痞结为害也”；“若初瘥，气力未展平复者，当消息之”；且宜先利后补者，也提倡用微补平和药，且用丸散不用汤。有意追究者可以细心琢磨一下《小品方》的论述。治病先泻后补法在明代被重视，如陈会的针灸著作《神应经》（刊于1425年）曰“须先泻后补，谓之先泻其邪，后补真气。此乃先生不传之秘诀也。”柯柏斋（明？）说：“先泻其邪，后补其气，此治法也”。这类说法常被明清医家引用。《辅行诀》说：“诸凡杂病，服药汗吐下后，邪气虽平，精气被夺，致令五脏虚疲，当即据证服补汤数剂以补之。”这种说法也类似明清医家的表述。
10、从方书方剂分类的角度看，以脏腑部位分类方剂的方法，已知史料看最早还是《僧深方》，但《僧深方》分类标题是“治肝病方”“治脾病方”之类；《病源》以脏腑部位分类的标题是“肝病候”、“心病候”之类；《备急千金要方》直接用的标题就是“心脏方”、“脾脏方”之类。
《辅行诀》标题“辩某某病证文并方”，应该是模仿宋本《伤寒论》标题，因为《宋本伤寒论》、《注解伤寒论》是“辩某某病脉证并治”；宋本《金匮玉函经》是“辩某某病形证治”；而《唐本伤寒论》却是 “某某病状第N”；宋淳化本《伤寒论》标题是“辩某某病形证”（另见“证候”、“形候”）。
11、《辅行诀》在全书的编排上也比较怪异，如果原作书名是《辅行诀脏腑（五脏）用药法要》，五脏病方外的内容属于编外。从陶弘景《真誥》内《运题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等七篇皆以三字为标题来看，陶弘景有用三字为标题的习惯。如果原作书名是《辅行诀》，则可视为综合性方书，南北朝时代的综合性方书的全书的编排，大体上一般是中恶卒病方、外感热病方在前，再到胸腹腔相关病侯方，也可说是先外感、后杂病。如《肘后》、《范汪》、《胡洽》、《深师方》、《陶隐居效验方》、《药对》、《集验方》、《删繁》等编排都是如此，惟《小品方》的编排有些乱。其实这也是古代中国主流综合性方书的编排格式，《病源》、唐代《千金》两书、《外台》、宋《圣济总录》、《局方》清《医宗金鉴》也都是大略如此；南北朝时，五脏病的研究及脏腑辩证似乎未成为主流。这在隋《病源》的目录就可以看出来。
北宋初年的《太平圣惠方》的编排特别，首先肝心脾肺肾的补泻方，其后就是伤寒方，这大概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太平圣惠方》的某脏病是先总论后类方分述的体裁，方名还是“治肝实热。目痛。胸满心烦。宜服泻肝前胡散方”之类，类同《删繁方》。《辅行诀》编排与《太平圣惠方》类同，是五脏病方冠首，次为组方图，再之后是伤寒方。某脏病也是先总论后类方分述的体裁，如肝藏病，先总论生理、病因、病症、治则之类，然后是“类方分述”部分，每一方分方名、病状（治……方）、组方、煎服法、加减法、禁忌等。这种体裁在陶时代的《小品方》《删繁方》是有的，只是还不普遍采用。如《小品方》卷6，[治冬月伤寒诸方]，先总论，而后是“类方分述”部分，如“鸡子汤，治发汗后，三日不解头疼肉热方”，后面是组方、煎服法、加减法、禁忌等。
明代《普济方》的全书编排也是五脏方在最前。
《辅行诀》先五脏病后外感的编排方式，可能还是时代疾病标本观念在作者意识中的反映。对标本观念的讨论和阐发在金元明清很受医家重视。如刘完素《三消论》说：“六气为本，三阴三阳为标，盖为病，脏病最急也”；1266年《东垣试效方》说：“夫治病者,当知标本。以身论之,则外为标,内为本;阳为标,阴为本。故六腑属阳、为标,五脏属阴、为本,此脏腑之标本也。……”其说影响很大。《辅行诀》先五脏病后外感的编排方式可能反映了作者论病先本后标的观念。
金元医学学术之变，侧重“内伤”也是一个特点。典型如李东垣，一般就被认为其“不善外感。长于内伤。”明清医家就常把东垣内伤之书和仲景外感之书相体并论。李杲身历死亡百万人口的大疫流行却以为是内伤所致，并专门写了《内外伤辨》，颇为今世医学史家所诟病。明代《普济方》的全书编排变为以五脏方在最前，也是有前代医学重内伤的学术风气为背景的。
《辅行诀》方名“大（小）泻（补）汤”之类可能有些问题，《辅行诀》五脏病方名是属于方效型的方名，而同时代的《删繁方》此类方效型方名还是采用“治……方”（其中有的此句中还包含方名，方名后置）的形式。《太平圣惠方》也是。
12、《辅行诀》救诸病误治方中，有“误用清下”一说，但“清下”一词，作为一种治疗法则，最早大概出自明末清初，搜索之前医书未见。如明皇甫中《明医指掌卷二.火证七》有“……故少火宜升，壮火宜降。故以黄芩清上，黄连清中，黄柏清下，则三焦之壮火自伏，而气得其生，血得其养矣，故曰“三补”。”《景岳全书》 卷之五十德集·新方八阵\新方八略引.五、寒略 中有：“重浊者，宜于清下。如栀子、黄柏、龙胆、滑石之属也。”
13、《辅行诀》救诸劳损病方中，作者归之为虚候方加减之类，但在宋代以前，六极病的病因并非虚候之类。马王堆医书《十问》:"气血宜行而不行,此谓 殃.六极之宗也~"指人气血闭塞为患,乃是诱发 "六极"之病。谢士泰《删繁方》的六极病因还归为外邪，即“邪风逆于六腑，淫虚厥于五脏，故曰精极”。 《删繁方》六极病的治疗原则是：“善疗精者，先疗肌肤筋脉，次疗六腑五脏；若邪至五脏，则半死半生矣。”这同扁鹊、《素问》、华佗等外邪由外逐步传内的思想一脉相承。到了北宋《圣济总录》卷86虚劳门虚劳总论，才把劳伤之甚称为六极，六极的病因开始转向了内伤虚损。宋之前的隋唐，六极理论具有复杂繁琐的症候分型（近二十种），宋元之后六极理论开始由博返约，逐步简化。明末吴昆《医方考》中只用六个温补方剂分别治疗六极病症。《辅行诀》救诸劳损病方中，六极更简化成五极。
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下[服气疗病篇第四]引《明医论》云：有“五劳生六极”、六极指气、血、筋、骨、精、髓极。注意此六极之说与《辅行诀》不同。《辅行诀》的五极说近似与陶氏同时代的谢士泰《删繁方》六极——“筋、脉、肉、气、骨、精”极，但谢、陶两人一北一南，政治分隔，其时学术能否互通还是个问题。参见《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1138页。《辅行诀》的五极相对少了一个对应肾的骨极，而是以精极对应肾，但在陶弘景时代，精极并不与肾对应，而是“通主五脏六腑之病候”，一般指比五脏虚衰的程度更深的情况（或说五脏气不足）。到了隋《诸病源侯论》还是这种观点，唐《千金要方》卷19肾脏方才将精极归入肾脏方下，但文中精极还是指比五脏虚衰的程度更深的情况。明初1406年的《普济方》中，肾脏门下还是骨极、精极并列分论，先骨极后精极，其精极之论类同《千金要方》，也是“脏腑衰则形体皆极”，不过最后一句所论有变，说“若肾绝则五气俱绝，即目转而精夺，是为志先死，不可救矣”。而《千金要方》最后一句是“扁鹊曰∶五阴气俱绝不可治，绝则目系转，转则目精夺，为志先死，远至一日半日，非医所及矣。宜须精研以表治里，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以我知彼，疾皆瘥矣。”《普济方》的这一以“肾绝”对应精极的变化微妙而关键。明代后期医学有重肾脏、命门的特点。《辅行诀》一改传统以骨极对应肾脏，而以精极对应肾脏，表明救诸劳损病方内容应该出自明代中叶以后。
14、“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这段话问题不少。
“张机”之称应出自唐代甘伯宗《名医录》之后；《肘后》、《小品方》、隋《病源》、《针灸甲乙经》、唐《千金》两书、《外台》；《医心》、《圣惠》等都称“仲景”或“張仲景”，未见有此称呼。陶弘景《集注》中称張仲景而不称张机；恰说明在甘伯宗《名医录》之前，医界还无人知道張仲景叫张机。
我还注意到，宋元时代，尽管有些医书中偶见有“张机”之称，但较少使用，一般称呼“张仲景”或“张机仲景”，而“张机”的称呼似乎在清代相对比较流行（也可能是因为清代遗留下来的医籍较多的缘故）。如明初《普济方》中，“张机”搜索未见，“张仲景”10见；明末的《本草纲目》中，“张仲景”155见，“张机”四见；而在清初的《医宗金鉴》中，“张机”3见，“仲景”最多见，而称“张仲景”者仅一见。1728年刊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中，仲景方书多署名“张机”，不过此书印数少，清代只有一些藏书家有收藏。在1789年开始刊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凡论及有关《伤寒论》之类的医书，纪昀也多称“张机”。清代医家较流行称呼“张机”，大概跟“张仲景”明末开始从祀“先医庙”，而正式称呼使用“张机”有关。
关于张机的“机”字也值得注意。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22页注3说，“甲本两次作’张机’，一次作’张玑’，乙本三次皆作’张玑’。张大昌回忆，’张玑’为是”。原卷子不知到底真是哪个字，姑且按张大昌所说，“张玑”为是。由于我很少能接触到原版古医书，所以不知道明清医籍中是否已出现“张玑”，但我从侧面了解到，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考据学者錢大昕、阮元等就关注了《毛诗正义》作者“陆机”还是“陆玑”之争。当时一般认为“机”与“玑”字通用。如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論語注疏校勘記 子罕第九》中就认为“机与玑古字通”。《十三经注疏校勘记》1806年才最后完成，据有关学者考证，《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大部分工作实际由段玉裁主定。段氏后来退出，且日后颇后悔替人作嫁，以至自己一直想写的著作迟迟不能完成。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是清代影响最大的经学刻本。“机”与“玑”的通用自然很快是天下儒医皆知的事情了。从《校勘记》所论看，阮元之前，“一代儒宗”钱大昕应该就论述过这个问题。成书于1819年，1936年传入中国的丹波氏《中国医籍考》卷24也说“（张）三异序中。仲景名作玑字。考机古与玑通……”应该是受中国经学考据的影响。丹波氏说的《三异序》，是指清康熙《南阳府志》（朱璘 1694年）收载的《张三异募建张医圣祠序》（1656年顺治十三年），即在清顺治时期或更早，“张机”已作“张玑”（存疑待考）。孔传金等纂修的嘉庆《南阳府志》（1807年）中“张机”也作“张玑”。所以在清代的医学文献中出现“张玑”的称呼并不奇怪。而且从目前的资料看，“张玑”的称呼大概只能出现在清朝建立之后。我的感觉，医圣祠新立的碑记中将传统的“张机”改为“张玑”，本身就是一种类“作伪”，应该是与当时经学研究中认为古代“机”与“玑”通用有关。
有些资料说清初《历代神仙通鉴》中将“张机”称“张玑”，但我查了一些清代版本，未能印证，我见的原文是“张机”（版本问题？）。应该是《南阳府志》或《南阳县志》引用《历代神仙通鉴》卷九相关内容时把“机”改成“玑”。
明末清初徐道《历代神仙通鉴》（1700年刊行）卷九之第六节“奉敕命施法降魔寓长安说价卖药”中（此节主说张道陵），关于张机的原文如下：“……（元嘉）是冬帝感寒疾，发热不止，太医调治无效，广征良医，传驿赴京，有举长沙太守张机深达轩岐，克期召入，病经十七日，机诊视曰：正伤寒也。拟投一剂，品味辄以两计，密覆得汗如雨，及旦身凉。留机为侍中，初得阳励公之传，见朝政日非，叹曰：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隐少室山，著《金匮》《玉函》诸书，阳励复来引去。”原文是“张机”。辽宁古籍出版社以辽宁省图书馆存康熙庚辰本为底本整理出版的《历代神仙演义》（即《历代神仙通鉴》，1995年4月第一版简体版）中也是“张机”。《藏外道书》丛书之《神仙通鉴》中也是“张机”。
注：阳厉（励）公就是公乘阳庆，见《历代神仙通鉴》卷七之“羡门子方授韩终太仓公难逢阳厉”。按此书所说，阳厉（励）公即是仓公淳于意的师父，也是华佗、张机的师父。是一个道家神仙。
日人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引《南阳县志》云：“元嘉冬，桓帝感寒疾，召玑调胃承气汤治，病经十七日。玑诊视曰：正伤寒也。拟投一剂，品味则以两计。密复得汗如雨，及旦身凉。留玑为侍中。玑见朝政日非，叹曰，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隐少室山。及卒，葬宛城东二里许，后人尊为医圣。”“机”变为“玑”，可见《南阳县志》的改动。
徐彬撰于1671年的《金匮要略论注》书后有《张仲景灵异记》，注明是节录冯应鳌《医圣张仲景灵异记》和桑芸《张仲景祠墓记》而成。可见清代的儒医很快就读到了医圣祠新立的碑记。尽管我没有查到徐彬撰《金匮要略论注》中提到“张玑”。但这些这些儒医应该是知道碑记中“张机”作“张玑”的。（此问题还有待深究，问题是有没有其他医籍称“张玑”的？）
如果所提这些名医真的都“师式此《汤液经法》”，此书在医学史上焉会鲜为人知？这些名医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汤液经法》。今本皇甫玄晏《针灸甲乙经》序也仅提过提过“伊尹汤液”，没提过《汤液经法》。由于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有关医药创始的论述与《甲乙经序》所论有异，所以此序文是否真为皇甫玄晏所写也还是个问题。
罗鸿声先生有《<甲乙经>作者不是皇甫谧》一文，论《甲乙经》不是皇甫谧著作，《甲乙经》序是唐人伪托，应作于“安史之乱”之后。其说也颇有理有据。《甲乙经》到底是不是皇甫谧所作或未可定论，但《甲乙经》序的确可疑；因为医学史上存在这样一个奇怪却未曾引起重视的现象：就是在北宋官修方书之前，除《甲乙经》外，为什么没有一本医书提到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的事情？或恰是因为“安史之乱”（755年）之前，可能根本就没有《甲乙经》序这篇东西。皇甫谧生卒是215年-282年，陶弘景《本经集注》中提到“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生民。”指耕种，完全与汤剂无关，倒是和《汤液醪醴论》之五谷“汤液”有那么丁点关系，更未提伊尹、张仲景方剂的关系。《脉经》、《病源》、《小品方》、《千金》、《外台》、《唐本草》、《食疗本草》、《肘后百一》、《太平圣惠方》、《雷公炮炙论》、《诸病源候论》、《难经》、《太素》等等都没有提到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的事情。尤其《小品方》、《千金》都特别推崇仲景，而无论伊尹；《伤寒论》本身也没有任何涉及伊尹、《汤液经》的只言片语。只是在北宋官本《伤寒论》等医书刊行时，才开始广为出现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的说法。试想如果在皇甫谧时代就有《甲乙经》序，按理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这种论调应会很快流传开来的。因《甲乙经》是一本广为通行的医书，而医界自古就有重视道统传承的风气。
唐代医学似乎好讲传承谱系，唐初王勃《黄帝八十一难经序》中罗列了《难经》的传承谱系（当然不是真的），其中说到黄帝传伊尹，后面传来传去有传到华佗，但是没有提到张仲景。似乎说明初唐时代，伊尹还不被认为是汤液始祖，也与张仲景无关。
最早将《汤液经法》与仲景方剂建立联系的，应是宋末元初的王应麟（1223—1296），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十[经方]部分之[《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条下，云：“《内经·素问》有《汤液醪醴论》。《事物记原》云：《汤液经》出于商伊尹。《汉书·郊祀志》：莽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作乐其上，顺风作《汤液》。皇甫谧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早于王应麟是否有人有类似观点不得而知，《汉书艺文志考证》却是一本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其实从《汤液经法》的命名来看，此书应该与“伊尹”无关，否则其书名应该和《神农黄帝食禁》类似而被命名为《伊尹汤液经法》。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见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玉海》第六册，1987年12月第一版，为《玉海》附刊本。《事物记原》，北宋高承编撰，高承生卒年不详，约活动在元丰（1078年-1085年）前后。
如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原卷子中确实就出现“《汤液经法》”，那就又出现了一个破绽，因为唐末到宋末，医家以为的汤剂始祖是《伊尹汤液》或《汤液经》、《汤液论》，不是什么《汤液经法》，如《针灸甲乙经》序言提到《汤液》；《事物记原》（1080年前后）提到《汤液经》；北宋末年朱肱《类证活人书》（1108年）提到《伊尹汤液论》，南宋初年《普济本事方》（1132年刊）也提到《伊尹汤液论》。将《汤液经法》与仲景方剂开始建立联系的，应是宋末元初的《汉书艺文志考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原卷子中如果真是提及《汤液经法》，那么这部分的内容成书年代很可能就在宋代之后。当时出现的《汤液经》之类应该是伪托的医书，从一些医家提及来看，其方剂很多与仲景方大同小异。
皇甫谧《甲乙经》序说“汉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北宋时，孙奇的《宋本伤寒论》序引述了这段话，并说“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此后医家就真认为仲景《伤寒论》是出自《伊尹汤液》，朱肱1108年《类证活人书》序一就说 :“仆因闲居。作为此书。虽未尽能窥伊尹之万一。庶使天下之大。人无夭伐。老不哭幼，士大夫易晓而喜读。渐浸积习。人人尊生。岂曰小补之哉。”前文说过，北宋社会上出现了《伊尹汤液论》、《汤液经》之类的托名医书。到了金元时代，王好古更是深信此说，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如《阴证略例》序说：“至汉长沙张仲景着《伤寒》一书，其言备矣。其法皆出伊尹《汤液》，如《易》之于数，《春秋》之于法，盖万世不可易者。”此书 [伊尹汤液论例]又说：“……以是知仲景方皆《汤液》也。”1289年。《汤液本草》后序又说：“故知张伯祖之学，皆出于汤液，仲景师而广之，迄今汤液不绝矣。晋唐宋以来，号明医者皆出于此……”。王好古不仅将其本草著作命名为《汤液本草》，还专门写过一本《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的书，《中国医籍考》录有其书题辞，文中有以下言语：“人惟知有仲景。而不知有伊尹也。”“总之以仲景之经络标本。补之以和扁之虚实部分。”“其间图景显设。内外详备。明哲视之。洞晓玄机。”据说此书的脏腑辨证与《辅行诀》类似。我怀疑《辅行诀》与此书有某种关系，可惜此书今为珍稀古籍，难得一见，不知藏身何处？留待后考。
清代末年，考据家姚振宗（1842——1906年）《汉书艺文志条理》中再次提及《汤液经法》与仲景医书的关系。其“《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下云：“按后汉张机仲景取是书论次为十数卷”。但《汉书艺文志条理》在二十世纪20年代才刊行（《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之一）。
从搜索古代医书来看，中国古代医籍中未见提到《汤液经法》，仅见日人《中国医籍考》提及，但此书于1819年成书，1935年才在日本刊印，1936年在中国发行。值得注意的是，此医书首次提到“《汤液经法》”与伊尹的关系：“案伊尹作汤液。所未经见。唯汉书艺文志。载《汤液经法》四十卷。此岂伊尹所作欤？”又引《四库全书提要》（1789年年首刊）所说“《汤液本草》三卷。元王好古撰。曰汤液者。取《汉志》《汤液经》方义也。”注意此《提要》用词还是“汤液经”。
1948年杨绍伊的《伊尹汤液》的[考次汤液经序]中就提到了“《汤液经法》”，言：“今其书不传，然即其名以测其为书，知为汤液经家宪章，《汤液经》而作之者”。 杨绍伊注意区分了《汤液经法》和《汤液经》。杨绍伊认为医学分农伊、岐黄两派，两派理法互不相干。此时代、此论调显然是受日本汉方学术影响。杨先生应是受《医籍考》的影响。
日人丹波氏父子及杨绍伊的医书中提到《汤液经法》不奇怪，因为他们本身是通经学的考据家。而《辅行诀》中提到《汤液经法》就不能不让人疑心。《辅行诀》文中“《汤液经法》”三见，从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中的注文来看，此三处有两处的写法改来改去很有问题。第一处“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没有改动；第二处“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注文说“《汤液经法》”“甲本脱，乙本作《汤液经》”，“法”字其实是后来参考他处补写的。第三处在图下，“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注文说“乙本脱《汤液》二字”。如果《辅行诀》原卷子第一处真是《汤液经法》，第二处真是“《汤液经》”，则问题更大。因为作者居然在意到这种区别。似是近代的事。
可见，医籍中出现“《汤液经法》”应是很近代的事情，与清代中日经学考据兴起波及医学考据有关。所以《辅行诀》难免可疑。其要么是近代人所伪作；要么原卷子提及的为“《汤液经》”，后为张大昌或文献家所刻意改写，目的是与历史文献挂钩建立关联，将历史传说坐实，建立起经方医学历史传承的谱系。“汤液经法”四字实际是《辅行诀》文献价值的关键点。如果不是此四字而是“汤液经”，那就如古代医家的普遍传说一样了，并无特殊文献价值。
汉代记载的《汤液经法》已经佚失，它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后人只能推测。其实无须过多的主观推测，其内容最可能还是与《素问 汤液醪醴论》所说的“汤液”相关或类似。因其时代最接近，这一点是很难否定的。近代以来，一些医家、学者缺乏可靠论据地穿凿，有意无意地将经方类的《汤液经法》“改造”成《伤寒论》的“真正”祖本，其背后其实还隐含一个动机，就是想将《伤寒论》的学术与《内经》学术完全切分。另立一个独立于医经的学术传承谱系。这从一些经方家的论文就可以体会到，且不论历史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他们都渴望这样，是一种对自身学术道路名正言顺的渴望。其实“去《内经》化”的矫枉过正大可不必，如果真是好东西就要有学术自信，“离经叛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另外，我注意到，将经方一系与黄帝医经一系割分虽是日人倡说，但肇始是《甲乙经序》，发展于王好古《汤液本草》的三篇序文，《甲乙经序》论说时神农排最早，王好古的序文更以此发挥，认为神农才是医祖，轩岐也是出自神农，并认为伊尹也是平行出于神农，其说：“世皆知《素问》为医之祖，而不知轩岐之书实出于《神农本草》也。”“以是知轩岐之学，实出于神农也。又知伊尹汤液不出于轩岐，亦出于神农也。”后世日人据此再次发挥，完全否认汤液与轩岐之学有关系，而是自成独立一系统。
15、“今所录者，皆小汤耳。若欲作大汤者，补肝汤内加羊肝，补心加鸡心，补脾加牛肉，补肺加犬肺，补肾加猪肾，各一具，即成也。”此段似有问题，按说修道之人是禁食这些东西的。见《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1120页。
16、“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
“陶隐居云：”不符合陶弘景自述用语。
这一段说《神农本经》“三百六十五味”有问题，按本草文献学家尚志钧先生的研究，本草“三百六十五味”之说开始于陶弘景，之前的文献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但无三百六十五味之说，陶本人在《本经集注序》中也明确说其所见的《本经》药味“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西汉末年出现的《汤液经法》当然不可能依三百六十五味的《本经》“为方亦三百六十首”，这是与陶《本经集注序》所说矛盾的。
“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一句，与陶隐居《本草经集注》中所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群方之祖宗。"相矛盾。如果《汤液经法》真是有360首方剂的煌煌巨制，已经远多于《伤寒论》，说“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也成问题。
17、《辅行诀》二十五味药部分。药理研究的风尚，大约是因为唐、宋朝廷医学考试解题极重究“理”的影响而兴起，《药性论》、《日华子本草》已有所反映，北宋末1118年《圣济经》中专门有“药理篇”，为最早的专论，《本草衍义》又将《内经》理论用于解释药理，对金元影响很大。金元时代这种药理研究的风尚最盛，但药物以金木水火土来分，似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才开始见。王好古《汤液本草》中，[东垣先生药类法象五方之正气味制方用药附]中也有所涉及；《汤液本草五脏苦欲补泻药味》中提到的五味药物，多数也在《辅行诀》二十五味药中出现。朱丹溪《本草衍义补遗》也将药物的五行属性放在首要位置，但他的一种药物并非单一对应某五行之一，如半夏，属金属土。《辅行诀》二十五味药也不是单一对应某五行之一的。朱丹溪也没有说为什么这么定性。《本草衍义补遗》中只有153味药，只有开始一部分的药物划分了五行属性。似乎他的这种理论当时还不成熟。可见金元时代，很可能医家有用五行属性分类药物的研究风尚，明代《药品化义》也是部分药物划分了五行属性。
尽管南宋开始医家构建医学理论体系有复杂化倾向，但同时相应的是他们努力进行药物和药效的精简提炼。金元以来，医家使用的本草书籍多以小型临床药书为主，力图以一些常见的基本药物组方来治疗绝大多数疾病。当时很多流行的实用药书论说的药味多不过200味。如张元素《珍珠囊诸品药性主治指掌》所论不过90味；《汤液本草》不过242味；明末《药品化义》不过162味。《辅行诀》也有以少数常见药物构建组方体系的强烈企图。
《辅行诀》二十五味药中，不少药物的味道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等主流古典本草所说不同，这值得注意。如地黄，《本经干地黄》：“味甘，寒”；《本草经集注干地黄》：“味甘、苦，寒，无毒”，而《辅行诀》只说味苦，考地黄味苦之说，我所见最早出自张元素（1151年-1234年)《医学启源》：“生地黄气寒味苦，凉血补血”。罗天益《卫生宝鉴》、王好古《汤液本草》、《普济方》、张介宾《景岳全书》、陈嘉谟《本草蒙筌》都从其说。（以“地黄 苦”搜索）
《本经泽泻》：“味甘，寒”；《本经集注泽泻》：“味甘、咸，寒，无毒”；《辅行诀》说泽泻味咸；泽泻味咸所见最早出自金.成无己1156 年《伤寒明理论》：“泽泻味咸寒。”张元素（1151年-1234年)《医学启源》中引用《主治秘要》的“味咸性寒”，张从正1228年《儒门事亲》、罗天益1281年《卫生宝鉴》、王好古1289年《汤液本草》、明《普济方》、陈嘉谟《本草蒙筌》、《本草纲目》基本都从其说。明末《药品化义》中就说泽泻“微咸略苦，云甘、酸非”。（以“泽泻 咸” 搜索）
芍药属于酸的说法也有问题。芍药原本是苦酸之性，苦为主；说芍药属酸应该是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朱肱《类证活人书》、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伤寒明理药方论》等宋元医书开始的。明清也有很多医家争论探讨芍药到底是酸或苦。
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已包含《别录》）即是其本人的观点。《辅行诀》二十五味药中，不少药物的味道与《集注》所说不同，其说法多始于宋元医家论药性。另外，《辅行诀》二十五味药中，说大黄、厚朴为咸；说薯蓣为酸，都是比较奇怪的说法，不知是自创还是有所本。宋元以来临床医家确实有很多重新认识药物性味的探讨，如明《药品化义》中就指出很多种药物古典本草所说的味道与事实不符。
18、《汤液经法》图的问题。探研组方原理（“方义”）的风气开始于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繁盛。受李时珍观点的影响，一般医者以为“十剂”之说始于北齐徐之才《药对》。其实按丹波元坚、凌一揆、尚志钧等人的考证，实际应出自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条例》，称“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用于药物功效的分类。赵佶《圣济经》于每种之后加一“剂”字。到了成无己《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序》才说： “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耦、复七方是也。是以制方之体。欲成七方之用者。”十剂还是指药性。值得注意的是，金元医家对“十剂”的论述，如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李东垣《医学发明》，还多是关于药性功效的分类，并非指方剂的分类。不过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卷上本草论第九》已将成无己的话改成“是以制方之体。欲成七方十剂之用者”。张子和《儒门事亲卷一七方十剂绳墨订一》已经比较明确用“十剂”来分类方剂并进行了较大发挥。另外，成无己《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序》中的“体用”之说，大概是最早将“体用”一词用于论说组织方剂之法的。此文最后还说：“择其医门常用者方二十首。因以方制之法明之。庶岁少发古人之用心焉。”按王雪苔先生的研究，《辅行诀》五脏病方，除去治疗心脏病的前四首外，其余二十首，连同救误治方五首，全部按照五行格局配伍，总共用药不过二十五味。有兴趣者可以详细阅读《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序》，揣测一下此文对后世儒医的可能影响。从方剂学史的角度说，《伤寒明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真正的方论之祖。
另外，这种图解方剂组方原理的方式，最早也应见于金元时期，不可能早到六朝时期。可以参考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药略》的图，此图后有话是：“余形色性味。皆随脏腑所宜。此处方用药之大概耳。知此者用心。则思过半矣。”也与《辅行诀》图后“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一句相似。
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序二》大谈《汤液》“立法之要”：“神农尝百草，立九候，以正阴阳之变化，以救性命之昏札，以为万世法，既简且要。殷之伊尹宗之，倍于神农，得立法之要，则不害为汤液。汉张仲景广之，又倍于伊尹，得立法之要，则不害为确论。金域洁古老人派之，又倍于仲景，而亦得尽法之要，则不害为奇注。……。噫！宗之，广之，派之，虽多寡之不同，其所以得立法之要，则一也。”前面第13条说过王好古还著有《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其中“其间图景显设。内外详备。明哲视之。洞晓玄机。”不知其书是否有类似“汤液经法图”的图？或者有对此图具有“刺激传播”作用的图。
19、“弘景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山林僻居，仓卒难防外感之疾，日数传变，生死往往在三五日间，岂可疏忽。若能深明此数方者，则庶无蹈险之虞也，今亦录而识之。”
张机的问题，前面已经论过。
这里提到两处“外感”，但这个词在医书中的出现较晚，《诸病源候论》未提；唐代《外台》卷第五.许仁则疗疟方四首有“亦有地居卑湿时属暑热，内有宿病，外感恶气，亦生此疾”。《医心方》《太平圣惠方》未见；《鸡峰普济方》[卷第一\诸论 ]有“外感内生诸疾” ；北宋末圣济总录提到一本《外感论》；可知道“外感”一词是北宋才开始流行的词语。“外感天行”的说法比较古怪，搜索医书未见这种用语，近似的“外感时行”倒是有，出现也较晚，我见最早的是在明朝末年，秦景明1641年《症因脉治》序文及[痢疾论]都提到“外感时行”。但秦景明说：“余不谅，敢窃丹溪之余语，汇成一卷，改名《症因脉治》”，不知是否属于丹溪言论。
此段也反映了作者认为汉代《伤寒论》论治的是时气病（广义伤寒），这应该也是有问题的。牧角和宏等日本学者认为汉代仲景《伤寒论》所论的应是“狭义伤寒”的诊治，此书在宋代集体再创作，作了大幅修订，才发展成为针对广义伤寒（时气病、热病等）的《宋版伤寒论》。所以明·徐彦纯1396年《玉机微义》卷十四曰：“病伤寒之传变，宋医所论为时气变法,非真伤寒也”。这段话反映了作者看到的《伤寒论》是宋版系统的《伤寒论》，他当然只能是宋代之后人。参见冈田研吉、牧角和宏和小高修司等所著《宋以前伤寒论考》。
范志良1965年抄本中，外感十二方中所使用桂类药，统一都是“桂枝”，凡四见，也反映这部分方剂可能有问题。五代《日华子本草》开始提出同种药材部位不同，效用不同的理念。大概因其影响所致，桂皮类药材的性用开始发生分化。从古代医书来看，使用药物“桂枝”名称的，主要出现在北宋开始官修医书之后，此之前罕见史料有用药物名称“桂枝”的情况，今本《肘后》中“桂枝”仅一见，但是方剂名，全书药物中也没有出现“桂枝”名称。到南宋许叔微《伤寒九十论》、《伤寒发微论》中又强调外感用“桂枝”（当时实际是薄枝皮）而非厚桂。所以这十二方中所使用桂类药都是“桂枝”，说明它们可能出自北宋官修仲景医书以后。
《辅行诀》范志良抄本前24首五脏病方，正方中使用的桂类药也都是“桂枝”，凡四见。大补肝汤中，有的传本用的是“桂心”；估计原卷子用的还是“桂枝”，五脏病不是外感，改“桂心”为“桂枝”的可能性，比改“桂枝”为“桂心”的可能性小。所以推测原卷子用的应是“桂枝”。
以前在研究在考究药物“桂枝”的源流演变的时候，我注意到敦煌古医籍写本中，除《辅行诀》多用“桂枝”外，未见其他医籍使用“桂枝”一词，当时就觉得有些“异常”。但认为可能是张大昌先生所改，现在看来，估计原卷子原词就是如此。
《伤寒论》的书名问题。研究过《伤寒论》流传史的学者知道，在唐代之前，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张仲景的医书使用过《伤寒论》或类似的名字，都是《张仲景方》、《张仲景辩伤寒》之类。晋代张湛说王叔和篇次《张仲景方论》，王叔和没见到仲景序？《本经集注序》中，陶弘景也明说：“張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与陶氏基本同时代的《小品方》中，也是《张仲景辨伤寒并方》、《张仲景杂方》这类书名。这种情况也表明，今本《伤寒论》是中的仲景自序也是很可疑的，因为其中提到《伤寒卒病论》，而且《伤寒论》的另一版本《金匮玉函经》中就没有这个自序。公元682年孙思邈《千金翼方》卷第九 [伤寒上]提到《伤寒大论》。此可能是仲景医书名称《伤寒论》的开端。752年《外台》有提到“张仲景伤寒论”。
晋唐之间，张仲景方论虽然已经受到一定推崇，但此时期伤寒学说还是诸说并存，华佗伤寒学说影响很大，并未独宗仲景，唐代政府规定张仲景方论为医学生必考课后，伤寒才开始独宗仲景（注：737年，唐代医疾令已经要求医学生 “兼习张仲景、《小品》、《集验》等方”。参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令复原研究》。）。此书伤寒外感屡提张机，应该是唐代之后的作品。
20、陶云：“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以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以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以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以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以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
从一些比较公认的陶弘景著作看，陶弘景自述用语是“隐居曰”或“隐居先生曰”。“陶云”这种表述也不符合。
有的《辅行诀》版本此部分还有大小勾陈、腾蛇等方剂，这已经明确是张大昌先生补入的。“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这一句也有问题，“主药+剂型”结构的方剂名在东汉已经成为方剂名称主流，华佗的方剂也是如此，这跟避道家之称应该没什么关系。“四神”（四灵）是汉代非常流行的观念，渗透到社会制度、礼仪、风俗以及医学各个方面，其由来与四方、四季、四象、及四灵的动物图腾崇拜有关，并非道家独有的观念。所以所谓“避道家之称”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关于“升阳”。升阳作为一个医疗治法用词，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在金代张元素的著作《医学启源》、《珍珠囊》中，随后在易水学派一系的李东垣、王好古的著作中流传开来。李东垣《兰室秘藏》、《内外伤辨》、《脾胃论》中冠以“升阳”的方剂有十七方，王好古《汤液本草》中也见此词。
“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论本草，黄芪升阳之说也是开始于易水一系，张元素开始，才说黄耆“甘温纯阳”，还说它“气薄味浓，可升可降，阴中阳也。”李东垣更发扬说：“黄耆既补三焦，实卫气，与桂同功；特比桂甘平，不辛热为异耳。但桂则通血脉，能破血而实卫气，则益气也。又黄耆与人参、甘草三味，为除躁热肌热之圣药。”李东垣《兰室秘藏》中有“补气升阳汤”，又名“黄耆汤”（见后）。明末贾所学《药品化义》中，直接就说黄耆“性温能升阳”，《辅行诀》小阳旦就是桂枝汤，大阳旦汤以黄耆为君是同一个路数的，非常符合李东垣论黄耆。
《备急千金要方》 卷十七 [肺脏方 肺虚实第二 小建中汤]中提到《肘后》有黄耆建中汤：黄耆、人参各二两，大枣（十二枚） 生姜 桂心（各三两） 甘草（二两） 芍药（六两）、饴糖八两，药虽然与《辅行诀》大阳旦汤同，但《辅行诀》大阳旦汤明显的不同就是大幅加重了黄耆、人参的剂量，这显然是受易水一系，尤其是李东垣升阳补气理论的影响。建中汤之类，金元之前不见有“升阳”之说。
世传李东垣有“黄耆汤”。《景岳全书》 [卷之六十三长集·痘疹诠古方痘疹]中有“保元汤”、“调元汤”；“保元汤”即是人参、黄芪、甘草、肉桂四味；“调元汤”少一味肉桂，并指出“即东垣之黄耆汤也。东垣用为小儿治惊之剂，魏桂岩用以治痘多效，因美之名保元汤也”。萧山魏桂岩《痘疹博爱心鉴》全书以保元汤一方为主，为治痘疹要方。人参、黄芪、甘草之保元汤，李东垣《兰室秘藏》 卷中 [妇人门经漏不止有二论]中似称之为补气升阳汤，见“……以救其血之暴崩也，并血恶之物住后，必须黄耆、人参、炙甘草、当归之类数服以补之，于补气升阳汤中加以和血药便是也”。黄耆升阳、人参补气、甘草补中、当归和血。前三味即是保元汤，或补气升阳汤。
关于“扶阴”。“扶阴”一词，搜索医书，宋代以后才见，北宋庞安石1100年 《 伤寒总病论卷第六.解仲景脉说》、朱肱撰于1108年《类证活人书 .序》中出现 “扶阴气以养阳气”、“扶阴气以养阳之时也”。还算不上“扶阴”一词，到1144年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明确出现“芍药之酸以扶阴”、“与黄连阿胶汤，扶阴散热”。王好古 公元1298年《汤液本草卷之三\草部.芍药》中也说芍药“扶阴”。明清医书使用“扶阴”一词就比较普遍了，尤其是清代。
柴胡“扶阴”，《丹溪手镜卷之中发明五味阴阳寒热伤寒汤丸药性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中有“大柴胡扶阴”一说，医书我目前仅此一见。朱丹溪的著作，多出自门人手笔，据说只有《丹溪手镜》一书系亲手撰写，但此书在丹溪离世三百年后的1621年，才由其裔孙朱文英交出藏稿刊行，已经是明朝末年。真本还是伪托亦难定。
唐代《千金要方》阳旦汤就是桂枝汤，纳胶饴半斤就是正阳旦汤。《辅行诀》的小阳旦汤和正阳旦汤的说法与《千金》相同。明末清初张璐1695年《张氏医通卷十六祖方》中，前五方是桂枝汤、小建中汤、黄耆建中汤（其中提到“千金。多人参二钱”）、阳旦汤、阴旦汤，其中前三方就是《辅行诀》的小阳旦、正阳旦、大阳旦。且《祖方》文首说：“夫字有字母。方有方祖。自伊尹汤液。一脉相传。与释氏传灯无异。苟能推源于此。自然心手合辙。谅非时师所能测识也。”与《辅行诀》的某些言论似曾相识。
《千金》阴旦汤就是桂枝汤加黄芩三两，芍药、甘草减成二两，易生姜为干姜三两、桂心加到四两，大枣加到十五枚，这是“治伤寒肢节疼痛，内寒外热虚烦方。”不知道加苦寒的黄芩，又增加辛温的姜桂是什么意图？如果按北宋庞安时、朱肱等人的夏月盛热当用寒药，冬时严寒当用热药的理论，阳旦汤（桂枝汤）当用于寒冷时节，阴旦汤（桂枝汤加黄芩）可用于盛热时节。这也是后世解释阳旦汤、阴旦汤的一种普遍观点。
而《辅行诀》的小阴旦汤却不同，其相当于桂枝汤加黄芩三两而去掉桂，目的是所谓“扶阴”。很多学者对《辅行诀》的小阴旦汤的解释，说相当于某某汤，其来路都不如桂枝汤加黄芩三两而去掉桂这种说法来得实在。桂枝汤加黄芩原本就是《千金》阴旦汤的说法。去掉桂则可能是《辅行诀》作者的创意。
《辅行诀》的大阴旦汤，以柴胡、芍药的剂量最大，这两药的“扶阴”之说，当在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之后。“芍药之酸以扶阴”首见此书。“大柴胡扶阴”目前仅见《丹溪手镜》。
“阴旦者，扶阴之方”，“扶阴”一词《辅行诀》甲本曾作“升阴”。再搜索古方剂书“升阴”一词，也是首见成无己1156 年《伤寒明理论》[卷下 诸药方论 半夏泻心汤方]：“泻心者。必以苦为主。是以黄连为君。黄芩为臣。以降阳而升阴也。”朱丹溪也好用“升阴”一词，《丹溪手镜》中有“附子汤升阴；”、“升阴散火”之语；虞抟1515 年《医学正传》、沈之问1550年《解围元薮》两书中都引用过朱丹溪的话，其中都提到“降阳升阴”。1624 年李榳《医学入门》 [外集·卷四杂病外感泄泻]中有“升阴丸”，陈士铎1687年《石室秘录 卷二（乐集） 升治法》中有“升阴汤”。
明清医学偏尚，一为温补（益火升阳之类，重肾火、命门），二为滋阴（滋水扶阴之类，重胃、肾）；康熙雍正为界，之前温补为主流，之后滋阴为主流。《辅行诀》十二外感神方首先体现的就是这两种偏尚。恐非偶然巧合。（清前期）
唐代《千金要方》就有阳旦汤、阴旦汤。不知是印刷还是何种原因。阳旦、阴旦汤在宋元就发生认识混乱，两者时有出现对换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阳旦汤、阴旦汤的问题，似乎在清初才成为医界的一桩公案，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当时很多医家试图搞清楚阳旦汤、阴旦汤的问题。（清初）
关于“宣发”。“宣发”一词在《本草经集注 .序录上》中已经出现，但不是《辅行诀》中“宣发”之义。隋《诸病源候论》、唐《外台》中都有“宣发”一词。但将“宣发”一词与小青龙或麻黄对应，比较早的是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中有关“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的解说有涉及，以及朱丹溪《症因脉治卷一.伤寒总论》：“及太阳表症，心下有水饮，用小青龙汤，化出辛散水饮，宣发胃阳……”。
关于“收重”。虽然陈藏器的“十剂”中，已经涉及矿物类药材的“重”性。但医书中，石膏的“重”性被重视，应该也是开始于宋代，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卷下诸药方论.大青龙汤方》中提到“石膏乃重剂”；张元素(1151年-1234年)说∶“石膏性寒，味辛而淡，气味俱薄，体重而沉，降也，阴也，乃阳明经大寒之药。” 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卷下诸药方论白虎汤》中只说“石膏味甘微寒”“石膏甘寒为臣”。而将石膏视为白虎汤的核心，大概也是张元素论石膏中所说。如《珍珠囊》：“石膏，味辛甘，性大寒无毒。沉也，阴也。其用有二，制火邪，清肺气，仲景有白虎之名；除胃热，夺甘食，易老有大寒之剂。” 张元素他处论石膏也涉及。易水一系的王好古《汤液本草序一》直接就说：“阳明经当用白虎汤，必以石膏为主”。
搜索医书所见，“清滋”一词出现甚晚 ，清代以前医书搜索未见，今本明·胡慎柔撰《慎柔五书》有一见：“宜以龟板、牡蛎清滋”但此句在括号之内，应为清代人所注说。清代前期“清滋”一词开始多见。高鼓峰成书于1725年的《医宗己任编卷七\西塘感症（中）.感症变病》中有：“乃风寒上袭之初咳症。故辛散温润清滋。使上焦之邪表散。” 查询《重订广温热论》，全书“清滋”十五见，此书是清初戴天章1675年的《广瘟疫论》变化而来。其中出现有“虚烦不寐者，余火扰动也，黄连阿胶汤清滋之。” “清滋”一词在《重订通俗伤寒论》中也是十五见，此书原是“绍派伤寒”的创始人俞根初（1734~1799年）的《通俗伤寒论》。此书也见“黄连阿胶汤清滋之”一句。《辅行诀》“朱鸟者，清滋之方”。其“小朱鸟汤”就是黄连阿胶汤。（清初）
“温渗”一词应该就是常说的温阳利水。但此词在古医书中搜索罕见，近似的见冯兆张1694年《冯氏锦囊秘录》[杂症大小合参卷一 化源论]，有“寒独寒，当从温补，兼湿当从温渗”。叶桂《临证指南医案 卷七痹》有：“湿痹，脉络不通，用苦温渗湿小效……”，都是清代医籍。
总之，十二神方方义一段，“升阳”、 黄芪升阳、“扶阴”、“宣发”、“收重”、 白虎汤以石膏为主 、“清滋”、 黄连阿胶汤清滋等医学用语、论述基本都在宋元及其后才出现。
从方剂学史的角度看，一般而言，医界探研组方原理的风气开始于宋金时期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才繁荣起来。当时医界对方剂研究开始由博反约、以精御繁，注重精选核心方剂、代表药物来进行规律性探索；涌现了如《小青囊》（１５７３～１６１９）、《医方考》（１５８４）、《古方八阵》（１６２４）、《新方八阵》（１６２４）、《祖剂》（１６４０）、《医方集解》（1682年）等这类分类、规律探索的方书。《小青囊》中主方只有39方（化裁方339方），《祖剂》主方只有75首（化裁方768首）。《辅行诀》也有“诸药之要者”、“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若能深明此数方者”等言论，也类似这种精选核心方剂、药物的时代风尚。
《辅行诀》的这一段的说法就如同按治法（功用）对方剂进行分类。而从方剂学史来看，按治法对方剂分类在明朝才取得了较大发展。明清时期，按功能归类方剂蔚然成风。如缪希雍由“十剂”扩展而来的“十二剂”；徐春甫的《医学入门捷径六书》更扩展成“二十四剂”；张景岳的古方、新方“八阵”等。
21、《辅行诀》中恶卒死方中有硝石雄黄散，王雪苔先生认为将两药混合食于舌下，在中医古籍中惟见于此书。其实也不尽如此，类似的用药在明清常见，用药部位点眼多见，但点舌或吞服也是有的。《本草纲目》卷十一中有引自《集玄方》的火龙丹：“心腹痛。以硝石、雄黄各一钱，研细。每点少许在眼眶内，即愈。”火龙丹及其变方用途广泛。《急救广生集》卷二有引用明·朱权1406年《乾坤生意》的“心痛点眼法透明雄黄、火硝（各等分），加麝香（少许），共为末，新汲水调，点眼内精明穴，男左女右，扶行数步立愈。但痛止，切不可即饮食，食必复痛。”《寿世保元卷八发痧》“小儿搅肠痧。心腹腰诸痛。”也是用火龙丹点眼角，男左女右。钱峻1707年《经验丹方汇编》中有痧药“诸葛武侯行军散”：“（乳名痧药。临济超真大和尚传）牛黄、麝香、冰片各三分，朱砂、雄黄、硼砂、火硝各一钱，飞金三十张，研为细末，入磁瓶听用。点于眼内或点舌尖，男左女右。孕妇忌点。”这行军散也算是中恶卒死方之类，就是眼内、舌尖都可以点。《辅行诀》的着舌方有“手足逆冷”、“看其人唇舌青紫者及指甲青冷者是”，这其实也是中阴毒的症状（其脉沉细而疾。其症爪唇青黑），所以硝石雄黄散也救冻死者，《寿世保元-卷十-五绝》：“一冻死。及冬月落水。微有气者。脱去湿衣。随解活人热衣包暖。用米炒热囊盛。熨心上。冷即换之。或炒灶灰。亦可。候身温暖。目开气回。后以温酒。或姜汤粥饮灌之。若先将火灸。必死。一用雄黄、焰硝各等分为末。点两眼角。”所谓火龙丹对付的就是阴毒。其实在《本草纲目》也有一方治疗中阴毒的，配方与火龙丹近似，在[主治第三卷百病主治药-伤寒热病]中有“硝石 石硫黄（阴毒，二味为末，服三钱，取汗。硫黄同巴豆丸服，治阴阳二毒。）”硫黄与雄黄药性近似，这里就是直接服散了。硝石硫黄方在南宋许叔微《本事方》中叫“硫磺丸”，用于治疗头痛头晕，出自《沈存中方》。
22、王圆箓道士发现藏经洞后肯定翻过几遍藏书，看看有什么宝贝，帛书卷子在书丛中是比较显眼的东西，作为修道之人的他如果看到陶真人的这本《辅行诀》焉会不先取出秘而宝之？哪可能有为洋人装车留下之说。张大昌先生最早说卷子是从敦煌千佛洞附近一位开鸦片烟馆的道士手中买来。道士开大烟馆是比较离谱的，这道士值得注意，因其有江湖人物、商人的双重身份。
小结：《辅行诀》传本比较大的破绽有：第一条“三皇图”；第四条“汗吐下”；第五条“损证”；第六条“某德在*”；第七条心包气虚实方；第九条补汤、泻汤之说；第十条标题“辩某某病证文并方”；第十一条内容编排顺序；第十二条“清下”；第十三条“五极”，特别是精极对肾脏的问题；第十四条“张玑”的称呼与“汤液经法”的破绽。第十六条《本经集注序》与《辅行诀》的矛盾说法；第十七条药理研究的时代风尚与二十五味药的问题，以及一些常用药物药味的变化；第十八条探研组方原理的时代风气与《汤液经法》图，《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序》中的“体用”说；第十九条“外感”、“桂枝”与《伤寒论》的名称；第二十条“升阳”、 黄芪升阳、“扶阴”、“宣发”、“收重”、 “清滋”、 黄连阿胶汤清滋、“温渗”、 明清按功能归类方剂的风尚；第二十一硝石雄黄散之类正在明清常用；第二十二道士与卷子。以上十八条破绽，至少有十条以上有关内容的破绽是很有证伪力的。这些仅是个人能力所见，其他学者可能还能看出更多的破绽。
总之，今本《辅行诀》全书破绽太多；本人有些论说或还算不上“破绽”；有些破绽或可以用后人或张大昌先生按义改写“便俗”来解释。但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关键用语、学术现象的时代特征还是很难用这种原因解释的，并且很多关键用语学医的人应该是不会记错的。陶弘景《辅行诀》是一本要么中医学术史很多方面重写，要么后人托名的伪书。我看医学史不用改写，倒是《辅行诀》要重新定位。
不论是从原卷子的外部特征，还是从很多内容上，《辅行诀》的成书年代都指向明代中叶以后。如果原卷子不是某位明医“创造”的东西，那么其伪造者很可能是有内容样式蓝本的（此蓝本也应是宋代之后的医著），仅在载体、书写、外观或部分内容上作伪。因为凭空伪造医书牟利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远比伪造其他古文本要艰难得多。我疑心这个蓝本可能还在某位藏书家的密室里或在某图书馆的善本室的角落里。不过从内容方面的各种迹象来看，感觉《辅行诀》的主要内容还是清代医家“创造发明”的可能性大。
考证辩伪是繁琐累人的工作，因为个人眼界、资料的问题，难免会有失考的地方，有条件的专业学者，如果研究单位内有庞大的电子古医籍数据库，可以关键词搜索，我估计大体上的结论不会差别很大。甚至可能会找到《辅行诀》的蓝本。
结论：
1、《辅行诀》原卷子若真为张家所购得，相对于原卷子出自敦煌藏经洞，以及是陶弘景著作之说，那么此卷子只能断为“伪卷”。原卷子用“微呈焦黄色”粗绢书写就显得比较刻意，从纸的应用史来看，西晋时代，纸巳取代了竹帛而成为主要的文献载体。尽管三国两晋时期，贵族、文士尚有贵素贱纸的风气，甚至直到唐代，仍有人用缣帛写书，但已经很罕见了，敦煌藏经洞数万卷文本多是纸本卷子，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中说“至少发现四卷写在细绸上的漂亮帛书”，也足以说明当时发现帛书的稀罕。陶弘景时代是可能用帛书写一些重要的东西，但《辅行诀》原卷子从未有人认为是那个时代的东西，连张大昌先生本人也无意中透露，他认为原卷子是宋代的。见王雪苔先生对其采访，其说卷子首图“颇似宋人临摹”。从上面的考证可以看出，原卷子基本不可能是宋代的，那就更可疑了。“纸本”时代出现这样一个看上去很古的“古卷”，最有可能是有人刻意为之，既然是《辅行诀》，从实用角度，纸本当然也比卷子好翻看使用以及携带。伪造者用帛书可能跟托名“陶弘景”有关，此人大概知道南北朝时候有用“黄素”写医书、丹经的习惯，如葛洪《抱朴子》提到“崔中书《黄素方》”，葛洪《神仙传阴长生》提到“裂黄素，写丹经”。如果是有点见识的道教中人或有关人士，知道这些倒很自然。
从《辅行诀》的内容推测应该是出自明代中叶之后的某一时期，不可能是藏经洞文本。至于在哪里买的已经不重要，也许张偓南先生确实是在千佛洞附近买的，也许因时代原因另有某些不能对外人道的来路。这些都不重要。另外，可参考张大昌传略，从其家族背景、人生经历对《辅行诀》的来历做些揣测，比如张大昌外祖公刘芷田曾是清廷御医；又如张大昌早年曾在明清两朝号称“出京第一寺”的兴固寺出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乱世，兴固寺四遭浩劫而寺败，其所藏舍利、经卷文本大部分散失，据说就有六颗舍利被张大昌带走保存（可能也带走一些经卷文本），后因张氏过世而下落不明。又如张偓南早年留学日本，又是学医的（兽医），或在日本图书馆看到过或购买过古医籍。杨守敬（1839～1915）在1880年至1884年任驻日钦使随员时，就在日本广收古籍，其中很多就是古医籍（杨守敬在日本的收藏与结识森立之有很大关系）。1897年，杨守敬刊行了《日本访书志》，影响很大。或对张偓南有启发。
1、《辅行诀》的作者当然不是陶弘景。他是谁其实不重要。姑且综合各种因素推测，作者应该是出自明代中叶之后的某一时期的医家，下限可以在20世纪初期。推测此人尚道教，研究过陶弘景、张仲景、王叔和的著作，可能也研究炼丹术，熟悉金石药物；深受宋元医学影响，很可能特别熟悉成无己、张元素、王海藏的医著（《辅行诀》的出现地河北威县与王好古的赵县和成无己的聊城都很近，不知是否巧合？）；热衷于研究本草药物。一些迹象表明，作者身份可能与三皇庙或官府医学校有关，其人且有一定的经学考据能力，还可能是个藏书家。
《辅行诀》的产生时代比较可能的，一是考据风气炽盛的清乾嘉时期或稍后，当时古代医学经典的研究繁盛，具有考据能力和兴趣的儒医众多；二就是清末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在1918年前后是敦煌文书作伪的高峰期（《辅行诀》也出现在此时），当时北京城里敦煌写本伪作蜂拥而出，1910—1931年间就有不少伪作混入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近代大藏书家李盛铎的外甥陈益安（或作陈逸安）就是学界已知的敦煌写本的伪造高手，当年很多大行家都曾中招。敦煌写本的真伪问题目前已经引起国际敦煌学界的高度关注，日本敦煌学学者藤枝晃先生曾在媒体上公开宣称日本所藏敦煌写本的98％是伪物，并认为除了英国斯坦因（1907年）、法国伯希和（1908年）、清政府（1910年）所得敦煌写本为真卷外，日本大谷探险队（1912年）、俄国奥登堡（1914-1915年）、英国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1915年）所获敦煌文书均有相当多的伪本。事实如何尚难定论，但足见伪本、疑本之多。已有学者倡议建立敦煌学的专门“伪卷写本学”，逐渐确立“标尺”，以对敦煌写本的真伪进行全面的鉴别。
3、如同宋元医家普遍传说《伤寒论》出自《汤液经》一样，此书关于《汤液经法》与《伤寒论》关系的相关说法，只能是作者刻意“作古”，自抬身价的“伪说”。并不具有严谨医学史料的价值。
4、作者“创造”《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的思路及可能的参考文本。
一是陶弘景《真诰》卷十 [协昌期第二] ：“夫学生之道,当先治病,不使体有虚邪及血少、脑减、津液秽滞也。不先治病，虽服食行炁，无益于身。”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下[服气疗病篇第四]引《明医论》云：“凡病之来,不离于五脏,事须识相。若不识者,勿为之耳。”
其书名的灵感来自于陶弘景书、文三字标题的习惯以及张元素《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的书名。“用药式”与“用药法要”就是一个意思。
作者对陶氏《<补阙肘后百一方>序》还是很熟悉的，一是此文提到“今余撰此，盖欲卫辅我躬。”二是此文提到“四蛇、两犬”（今传本不见）。三是此书“以内疾为上卷，外发为中卷，他犯为下卷”（今传杨用道本不是这种结构）。此三点对《辅行诀》的命名、四神、二旦（汤）、以及文章结构应该都有一定的启发。陶说“案病虽千种，大略只有三条而已，一则腑脏经络因邪生疾；二则四肢九窍内外交媾；三则假为他物横来伤害”。《辅行诀》的文章结构，大体就是前两部分，即内疾和外发。当然今本《肘后》中“内疾”内容的风格完全不同于《辅行诀》，后者先泻后补的风格更象是金元之后的风格。从“辅行”的角度来看，《肘后》当然好过《辅行诀》，《肘后》方药简单易得，内疾、外发、他犯救治具备。修道者常常需要爬山涉水、寻仙求道采药，难免被外物“他犯”，所以这类救治知识常用必备。
我还注意到杨用道本《肘后》在明初辑入《正统道藏》（1445年刊行），此后明清以及近代多种《肘后》均以此“道藏本”为蓝本。可见，《辅行诀》的作者大概对《道藏》比较熟悉。
二是成无己1156年《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序》：“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是以制方之体。欲成七方之用者。”“……择其医门常用者方二十首。庶岁少发古人之用心焉。”而从方剂学史的角度说，《伤寒明理论》恰巧就被认为就是真正的“方义”之祖。
三、作者可能参考了王叔和的《脉经》或类似的脉学医籍。《脉经》是历代官方医学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
四、《辅行诀》或许有受王好古《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的启发和影响。另外，元代滑寿(约1304～1386)有《撄宁生五脏补泻心要》（此书近年由日本回归），每脏病的分型众多，此书也看不出与《辅行诀》有直接的关系，但作为大名家之作，对后世应有相当的影响，滑寿据说是刘伯温的兄长，针灸名家，后期算是道家人士。
几年前由于研究《伤寒论》有关源流问题，我自然注意到了《辅行诀》，当时医学史学识贫乏，因为关注别的问题，并没有深入全面考究《辅行诀》的真伪。但当时从一些方面判断，此书基本上不可能是陶弘景的著作。但仍惑于文中的一些“古气”。参见本人《<</B>伤寒论>与<</B>汤液经法>关系质疑》一文（此文有待改写）。后来注意到罗鸿声先生关于《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辩伪考证的系列文章，罗先生一些看法很有见地，但也发现其不少论证存在失考或能够被反对者轻易推脱的问题。罗先生还力证《辅行诀》为张大昌先生伪造。尽管《辅行诀》的一些传本显示张大昌先生有改写、补写的情况，但我感觉，虽不能说《辅行诀》为张大昌先生所作毫无可能，但可能性不大，他的主动献出难道不怕中医研究院的文献家看出问题？做伪者恐怕不会有这种自负。要想医术传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自己出书、传人，未必用这种危险的方法。所以一直仍然对《辅行诀》有很多疑惑，有如雾里看花。《辅行诀》出来后，因为很多经方界、医史界名家据其文论说《汤液经法》是《伤寒论》的祖本或蓝本，影响很大，俨然已经成为经方医学“信史”。甚至很多医界、医史界有些见识的人都信从了这种观点。我知道这种观点是不严谨的，存一假说未尝不可，言之凿凿，以为信史就有问题了，医史研究会误入歧途，或会招后人或有眼力的邻人耻笑。事已至此，无动于衷是不行了，不得不硬着头皮直面《辅行诀》，全面认真剖析考究，以求真相。结果却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也希望《辅行诀》是唐宋时代或此临近时代的东西，但太多的证据显示，《辅行诀》似乎是一个用古董碎片拼接起来的东西。制作年代并不太“古”，大概不会早于明代中期。作为一个还算严谨的学者，不得不面对事实的真相。“古董”的真伪鉴别主要是就器物的整体而言，而不是纠缠于局部或某一方面。以真古董为材料来制作或改造成假古董的情况是常见的，真假掺和更容易迷惑买家，太假就易被识破。既然是伪造就必然有合“古”的东西，鉴别的关键就是辩“伪”迹，找关键“短板”，而非辩“真”。有“真”并不意味着事物不假。对于新面世的史料，若非来源可靠，应先辩伪，而不是急着利用，如是伪料而作为论据使用，就会误入歧途，浪费学者的时间和精力。
中医文献研究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对一些作者、时代有争议的古代医籍习惯于“姑且”从真论。从严谨角度言，对这些可疑的历史文献或历史信息还是“姑且”从伪论比较有利于学术研究。若对此类文献或信息从真论；以致成为一些学术论文、论著的论据，那可能就会把研究引向错误的方向，得出错误的结论，构建出一个错误百出、乱七八糟的医学史图像。
认为伊尹《汤液》或《汤液经》是《伤寒论》的蓝本，应该是方剂学史上最大、历史最久远的传说。如按《甲乙经序》为唐后期托名算起，也有一千多年了。其说肇始并无历史实据，但历代医家传以为信。自从宋元文献考证家王应麟揣测着将仲景方与《汉书 艺文志》的《汤液经法》开始建立联系后，后世医家才有可能认为仲景方出自《汤液经法》，但后世医书中极其罕见这种说法（本人使用的古医籍数据库有限，不敢说没有），说的都是《汤液经》之类。由于清代的文史书籍更多的提到了仲景方与《汤液经法》的关系（见前述），而清代通经学考据的儒医也多，我倾向于认为清代医家已能将仲景方与《汤液经法》建立起联系。但无法确认《辅行诀》原卷子中是否真的提到了“汤液经法”，或是有人倾向性改写。《辅行诀》传本面世后，由于其中明确提到《伤寒论》与《汤液经法》的关系，且一些知名文献学者断《辅行诀》真为陶弘景著作，这才开始在医界广泛引发了《汤液经法》是《伤寒论》蓝本的说法，很多后学则信以为真。上文已经论证了《辅行诀》不是陶弘景著作，而是后世托名，且年代应在明代中叶之后。甚至连肇始仲景方出自伊尹《汤液》的《甲乙经序》，也不过是唐代后期的托名之作。所以我总结说，医界对汤剂祖源的认识，是从千年传说到现代的附会穿凿，从来就不是信史。21世纪的今天，我不希望中医界人士还把一些古代神话传说之类当作医学史来看。
《辅行诀》的方剂实用性如何姑且不论，但它对医学史的严谨研究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影响很坏。以致不得不对它进行深入剖析，彻底扫荡不实流言。
附：王好古《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三卷手抄本）的内容与想像的有较大差异，并非专论仲景方论。总的来看，《大法》并没有与《辅行诀》直接相关的内容。但作为元代名家探究组方、用药、用方的著作，对后世医家应具有启发和影响。两者相类似的内容：都认为伊尹才是汤液之祖，都重视研究仲景方法；都讲药与方的“体”与“用”，《大法》“升降沉浮通散寒收之体”列举了27味药，《辅行诀》“诸药之要者”是25味，有同有异；《大法》用药、组方、用方采用了很多图示法；《辅行诀》有汤液经法图；两者都重视研究王叔和《脉经》。大体而论，《大法》写得比较繁琐细致；而《辅行诀》的内容更显得简练。
敦煌写本中，陶弘景的著作还有《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编号龙.530），藏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此写本据说是私人在中国探险所得，也属来路不清者，按藤枝晃先生的写本怀疑论，此写本恐怕也存在真伪问题。此种写本的伪造更容易。
主要参考文本：
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一版
《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范志良抄本（互联网本）（按范志良先生说，此抄本是1965年抄自张大昌先生抄本。但所据张大昌抄本下落不明。不少张大昌的学生私下认为此抄本最接近原卷）
汲古山房《<针灸甲乙经>考略》网文
罗鸿声《《甲乙经》作者不是皇甫谧》及《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考证的系列网文
赵艳《明代方剂学成就与特点研究（公元1368年～1644年）》
廖育群《繁露下的岐黄春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
郑金生《药林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第一版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梦境天华站版
（明代）贾所学《药品化义》学苑出版社 2011年9月第一版
余欣《浙敦065文书伪卷考—兼论敦煌文献的辨伪问题》，《敦煌研究》2002年第03期
闫晓宇《六极学说源流研究》，《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 博士论文
严世芸、李其忠主编《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人卫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百度百科《张大昌》文
感谢“体育人”网友提供王好古《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
老师辛苦了赞一个 分析深入到位。 辛苦了..看来自己没有理出来思路时看的书多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辛苦了！条分缕析，学习了。 了解一下。 谢谢转载这么重要的资料，很值得学习参悟 考证深刻严谨。。久闻《辅行诀》之大名，却深究其有如此多的破绽，学习了 谢谢老师分享{:1_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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