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本的对比
1.三个重要的抄本
《考释》本 《考释》本是最早正式公开出版的《辅行诀》版本。其特点是：资料来源较为可靠，版本校注出自专家之笔。此处特引王雪苔教授在《敦煌古医籍考释》中对《考 释》本《辅行诀》资料来源的说明：“今存两种抄本。甲本乃张大昌弟子之间转抄者，保留原貌较多，但转抄中偶有省略及按抄者理解妄加改动处；乙本乃张大昌追 记而成，内容较全，但难免有误记之处。现以甲本为底本，并据乙本补入缺文，凡补入文字均在其下加重点符号‘•’，不另作注。”而王雪苔教授不仅是中医文献 方面的专家，且是亲自走访张大昌的第一人（曾先后于1975年年底和1976年年初两次到河北威县调查）。由此可见，《考释》本具有严谨性和相当的权威 性。此后十几年间，关于《辅行诀》的研究也基本上都是以《考释》本为基础，这对于《辅行诀》研究的连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仍选择《考释》本为 底本。《考释》本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形成仅限于张大昌的记忆本和其弟子传抄的一种版本，资料单薄，使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对困难。
范志良抄本 范志良，张大昌大弟子。其1965年抄本虽然不是从卷子本直接抄录而来，但是比较接近卷子本。通过对照校对，它在内容上和《考释》本的差别不是很大，这也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版本比较真实可靠。越早的版本保留原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把范志良的这一早期抄本作为主要校本是很有意义的。这一版本的最大价值 在于，其中记载了金石药，而这是《考释》本中所没有的。后据张大昌弟子回忆，张大昌在捐书时有意删掉了金石药的部分。就陶弘景的身份而言，金石药常为道家 所重视，从这个角度考虑，书中载有金石药当在情理之中。对照中研打印本，其文章末尾处载有：“石青木、石胆火、石硫磺土、?石金、淄石水、代赭石木、?石 火（以下残断）。”由此可知在张大昌最初捐献的版本中是有金石药的。据此，笔者认为金石药当为敦煌原卷子所有。
中研打印本 此打印本原系山西中医药研究院中医文献学家李茂如先生所存。李老先生生前对伤寒文献研究颇有建树，对《辅行诀》也十分重视。李老先生于2000年去世，其 文献资料交山西中医研究院赵怀舟同志整理。赵怀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拜钱超尘教授为师，当得知钱教授正在做《辅行诀》相关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就于 2005年2月将李茂如先生收藏的这份《辅行诀》中研打印本复印寄送予钱超尘教授。
之所以重视中研打印本，原因在于通过对该版本的仔细研读，并与其他资料对照研究，此版本较为接近张大昌先生的背诵稿。王雪苔在《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的调查与校勘考释》一文中清楚地介绍了中研打印本的由来，明确了中研打印本即为《辅行诀》的第一个校本。据此，我们把中研打印本作为旁校本。在王老的文章 中提到了一个“王子旭”抄本，也就是“甲本”的原形，但是该抄本的原件已经不知所在。这一版本的毁损对于《辅行诀》的研究是一重大损失。
2．其他版本
此外还有：衣之镖抄本（1976年5月）；刘世忠抄本（1979年12月）；王云廷抄本（时间不详）；《经法述义》本（1995年）；孙伯果抄本 （1976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共计6个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多是张大昌之弟子抄录或辗转传抄而成。《经法述义》中记载：“张大昌从其父张阿翮 手中传得此书，从十三岁开始咏诵此卷，记忆纯熟，铭记于心。及后临床亦多取此书方论而获良效，遂将此书教授弟子，相与传抄。”据悉，张大昌共有弟子十余 名，每个人手上基本都有一部抄本。据张大昌的弟子衣之镖讲，诸抄本大体是两类，即有“更补”等字样的版本和无“更补”字样的版本。
衣之镖抄本 衣之镖，张大昌弟子，河北省威县中医院医师。他在得知钱超尘教授在做有关《辅行诀》的研究后，于2005年1月将所存之抄本复印寄予钱先生。他在信中说， 其抄本抄录于1976年，《考释》出版后亦未调整过。但是对于正文中“原本治”、“又”、“另补文”、“更文”、“补文”、“原补文”等的解释不甚清楚。 关于这个问题，张大昌的另一个弟子刘德兴在给钱教授的信中有明确的说明。刘德兴在信中说：“关于重整稿中，衣抄本是按我的抄本所抄录的。”同时他还详细说 明了该本中“原本治”、“又”、“补文”、“另补文”、“更文”、“更补文”字样的来源。他在信中写道：“首先声明，以上这些字样不是先师亲笔所加，也不 是《法要》原卷所有，更不是前人及诸抄本所加写的，而是我在重整先师的三个抄本时，自己所加写的。但其条文、文字是原抄本所有，不是我所加的。”他说： “我在75年以前共有三个抄本，在75年得到先师最后一个抄本时与前二个抄本（1965年、1972年）校对时发现主治条文、方药、剂量、加减例等各有不 同之处，参考、查对、学习起来很不方便，又为保持原貌，不敢妄加改正和补充。凡是三个本子的证治条文都相同的，就原文抄录。第一个本子主治条文与此不同之 处，就加用了‘原本治’或‘补文’或‘更文’加以区别开来。这样便形成了三个本子合而为一的《合订本》，也就是重整稿中所谓的衣抄本。”但是遗憾的是他 说：“至于其原底本未加保存，已不知去向。于1993～1995年，我们众弟子整理《经法述义》时，又按合订本、衣抄本、范别抄本、王抄本、刘抄本等进行 互参重整载于《述义》中，自《述义》出版后，我以前的这个合订本未加注意保存而佚失。”
将衣抄本和《考释》本校读发现，确实存在很多的“补文”、“更文”，还有一些衣之镖所注的说明，很难说是一个接近原貌的本子。但是其中也记载了“金石药” 的有关内容，所以在此方面的研究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另外，从衣、刘二人对“更补文”的来源解释来看，刘德兴所述当可信赖，对于该抄本的成稿时间1976 年，没有异议。衣之镖在信中明确指出《考释》本未参考过该抄本，这也正是该抄本的价值所在，或可以补《考释》本之不足。所以我们把衣之镖抄本作为研究的参 考版本。
刘世忠抄本 刘世忠，河北省广宗县北塘町公社医院医生，其人非张大昌弟子，与张大昌弟子王云廷相熟。刘世忠从某病人手中得到《辅行诀》传抄本，因王云廷善书法，故请王 云廷为其抄录。从内容上看该抄本为节录本，非全本。该抄本可以作为一种拾遗补缺的参考。但终因其来源不详且并不完整，所以不做为主要依据。
王云廷抄本 王云廷，河北省广宗县北塘町村人，张大昌弟子之一。此抄本是按照中研打印本抄录而成。经与中研打印本校读，内容基本相同，仅在该抄本的最后有这样一句话： “此本是中央医学院校校定者，为余诵出。文多错谬，读而细察可也。”由此可见，此抄本张大昌本人曾阅读过，而其内容当与张氏诵记稿相近。此版本作为打印本 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印证了打印本的价值。
《经法述义》本 《经法述义》是河北省威县名老中医张大昌的弟子们为其点校整理的医学专辑。其中附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经法述义》本的特点是，它是在张大昌弟子所 保存的多个抄本的基础上汇总而成。后人的改动增补较多，对于这一版本的使用应仔细甄别。2007年6月10、11日两天，钱超尘教授赴广宗县访书时，见到 张大昌所有的弟子。座谈中议定撰写一部包括所有传抄本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由钱超尘、范志良、赵怀舟任主编（该书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当 谈到《经法述义》时，诸弟子均认为《传承集》里不要收录其所附的《辅行诀》，因为失真之处太多。
《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 《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出版于1998年。在其书中《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题解中提到：“本释文主据张大昌先生提供的三种抄本参校而成。”“特别是在第二 次访问时作了较详细的调查记录和录音，在此过程中又获见了张氏传人的另外两种抄本（简称乙本、丙本），为进一步校勘次数原文提供了重要参考。”这里的第二 次访问指的是1991年王淑民、陶广正赴河北威县的走访。其所称乙本、丙本并未说明明确来源，录音今存，但已模糊不清。该版本从内容上来说，与《考释本》 相距不远，只是在载方上多了大小钩陈、大小?蛇4首。经多方考证，该4首方剂不是原卷子所有，乃张大昌增补。
孙伯果抄本 此抄本为河北威县孙家陵村孙伯果医师于1976年抄录，也是《辅行诀》较早的抄本。 该抄本的重要意义在于两点：一、孙伯果抄本的名称为《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而不同于之前版本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从该书的内容来看，这个名称更为恰 当，因为书中没有涉及到“六腑”。钱教授在2007年6月走访张大昌弟子之时，王子旭、范志良、姜宗瑞均称卷子原名为《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二、该抄本 中亦载金石药，以表格形式出之且多注语。对于《辅行诀》所载金石药的研究十分有意义。 版本对比研究的意义
1.掌握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从张大昌献书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对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认识还是比较统一的。《辅行诀》可能不是陶弘景亲撰，但是其书绝不是近代或今人之伪作，作为 记载了大量古经方的古籍传抄本，尤其是从一侧面证明了《伤寒论》与《汤液经法》之学术渊源，对于古医方和《伤寒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对其现 存版本的收集整理使我们掌握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更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尽可能地接近文献的原貌，以利于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2.明确了《辅行诀》文献研究的重点
通过版本的对比研究，《辅行诀》文献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文献的原题目应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二、敦煌原卷子是否存在金石药。三、它所体 现的辨证用药精髓。在这几个问题解决的基础上，对于《辅行诀》所反映的《汤液经法》的辨证治疗思维，组方用药规律，以及《伤寒论》的学术渊源研究才更准 确、更有意义。即将出版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尽收张大昌弟子的所有传抄本。王雪苔、范志良、衣之镖、王子旭、刘德兴、孙伯果等均撰文说明他们的 抄录本的原委。该书的出版，对于《辅行诀》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 
楼主
发表于 2014-11-25 13: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