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产生的一个断面

王庶

《尚书、洪范篇》关于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段存在问题。


先秦的经书，实际极少提到金木水火土五个名字，有的话，也是木开头，包括吕氏春秋这部杂书。邹衍首先提出五德流转的理论，也并未与阴阳相结合，也就是说五德是自成系统的。五行与阴阳的结合，是董仲舒完成的，但之后，仍然忽即忽离，并没有定论。


如果 尚书在先秦便已写为一曰水，那么吕氏春秋和春秋繁露，怎敢擅自改为一曰木？在尚书大传里面，也没有所谓一曰水的提法，仍然是以木为先。所以，洪范篇被汉人改动的痕迹极为明显。


一曰水的提法，见于汉书律历志保存的三统历谱，也就是刘歆所创作的内容。自刘歆开始，极为推重左传。而刘歆之父刘向，并没有看重左传的记载，五行志记载的是，刘向治谷梁。


虽然在刘歆之前，便有人引用左传，但并不能说明 我们看见的左传就完全是原本，这就与黄帝内经一样，掺假注水的成分，有迹可循。


历来对今古文学之争，有些评语，实际很靠不住，诸如说古文学派是排斥谶纬神学的。比如有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所以说古文学排斥神学站不住脚。


刘歆作《三统历》说：(夏商周)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则三统五星可知也。……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极统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阴阳比类，交错相成。


这里的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出自左传。左传 固然本身在文学和史学的地位和价值极高。但在刘歆，恐怕更高的价值在于他所引用和看重的这些内容。


刘歆是历史上第一位把金木水火土和五星拉上关系的人。但在他之后的一千多年，官方的历法书，称呼五星，都没有使用过金木水火土的名字，这是极为诡异的一件事。直到明代末，一位外国的天文家，叫汤若望写了一本书，远镜说，才用金木水火土称呼五星，到了现在，更以讹传讹 以为一直以来便是如此。


从刘歆的思想系统来看，古文学的核心的确在今文注重天道观的基础进步，进一步细化了五行观念，似乎有了唯物的意义，实际是换汤不换药的行为。


天道观从单纯的阴阳观念，增加了五行流转，这两套系统，一直在打架。很显然，刘歆不认同董仲舒的说法。而当时今文学占据官方主流，这样学术和权势之争，推动了所谓古文学的产生。


而古文学又以左传打头阵，以洪范五行传论、三统历为基础，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而真正的根源在于：
《左传》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
《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晋献公与汉武帝均不真正相信卜筮。而武帝甚至要避开死板的忌讳，以五行为主，可见五行没有“死忌”。这才是“人取於五行者也”真正的原因，怎么样都能行，可以无所顾忌而为所欲为，而不是神仙或高人证实了五行有多么神奇。这是五行理论得以生根立足的根本原因。

李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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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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