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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成书时代鉴定
——兼论医界对汤剂祖源的认识史：从千年传说到附会穿凿
汤一笑原创 2013年5月31日经方论坛首发
《辅行诀》出来后，不少学者做过考证。其中利益、名誉相关者多从证真出发。而局外人多从证伪出发。不过多数学者的结论几乎都是从整体上看真或看伪，尽管有的学者措词比较谨慎，但其基本倾向还是明确的。既然多数学者都认为此书经过后人的整理，那么其中是否有后人加入的内容？如有，又有多少？是哪些？这些都是问题。伪书虽然意味着某些价值不存在或价值被折扣，但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严谨的学者必须承认，只要有破绽就足以怀疑其真实性，破绽越多伪作的可能性就越大。研究《伤寒论》源流的人，不论你是否愿意，如今都不得不被迫面对《辅行诀》带来的挑战。我考察此书，主要是因为其涉及到《伤寒论》的方剂来源的问题，我也主要关心这个问题和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由于传世本《辅行诀》是原卷子已经毁失的翻记文献，而且已经确定张大昌先生改动过其中的某些词句，所以以少数普通的词句的出现时间来考证真伪说服力不大，因为历史中消失的中医药文献太多。这就是考古求证中的所谓“证有易，证无难”。但传世本《辅行诀》基本上还肯定是“抄本”，而非仅是“意写”本，况且据说张大昌先生年轻时记忆力极好，过目不忘。那么如果其中一些核心的、不会轻易改动的词语、以及一些学术理论、学术现象存在年代上的问题，并且这种情况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就不能简单以“为通俗”而按意改词来推脱了。载体可能是后世的，一些非关键的字词也可能为后人改写，“版本”年代不等于“内容”年代，作为一本医著，作者医论、医理方面的内容更能体现它的时代特征，也是辩伪的关键。而书中的古方剂并不能说明它的时代，因为古方常被后世方书原文引用。一些药物名称等也常会被后世抄写者、出版者按时代习惯改写，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也可以被推脱为“版本”的原因，论证力度会被削弱。
《辅行诀》的实用性不是本文的关注点，那是临床家的事，“伪本”与“伪方”是两回事，反正历史上的托名医书一直流传的也很多，伪本传方也是古人常爱干的事。
1、卷首的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为什么要画一个图？它使人感觉这不是一个自抄自用的实用东西，而象是用于收藏或出售，似乎多少还有点古董“做锈”的意味。
“三皇”的具体人物自古多种说法。三皇指伏羲、神农、黄帝是儒家的主流说法，见《尚书·序》、《帝王世纪》，这种说法因南宋王应麟《三字经》“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而广为流传。此三皇不是道家的说法，道教也有三皇（并不重视），分初、中、后三组：初三皇具人形；中三皇则人面蛇身或龙身；后三皇中的后天皇人首蛇身，即伏羲，后地皇人首蛇身，即女娲，后人皇牛首人身，即神农。道教神祗主讲三清、四御，那也是六朝才刚开始的事情。
医书中最早提到“三皇”的，大概是唐代中期，王冰在《黄帝内经序》中说：“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嬴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后面就是论《内经》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王冰把秦和、淳于意、张仲景、华佗都视为《内经》一系的。北宋高保衡、林亿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说王冰补入的第七卷七篇运气大论“犹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其文同样把西汉仓公、东汉仲景视为《内经》一系的。（据余嘉锡考证，唐太仆令王冰，史籍未著，尚属存疑。读见《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二。）明代李梃《医学源流》说唐代中叶甘伯宗《名医录》“自三皇始而迄于唐代”；《名医录》已经失传，范行准先生认为南宋张杲《医说》卷一 [三皇历代名医]可能就是甘伯宗《名医录》的内容，我翻看《医说》此部分内容，此“三皇”宓牺氏蛇首人身、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黄帝有熊氏龙颜。由此可见，在唐宋时代，医书虽然也提及了“三皇”，但或重在指其人文始祖；或视为神化人物。还不是后世医圣人、“先医”的形象。
“三皇”作为“医圣”或“医祖”的整体概念与医学发生密切关系是始于元代。丹波元简《医剩》言三皇庙在唐代已经出现，但仅是一般的古圣祠，非医学界祭祀庙宇。宋代医家遵奉的是扁鹊，1034年许希治好了宋仁宗的病，以赏金创扁鹊庙，“学医者归趋之，因立太医局于其旁”，见《宋史》卷462。古代医学界祭祀三皇是从元代1295年朝廷下令各地郡县通祀三皇开始的，见《元史•祭祀志》。传说伏羲创八卦、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作《内经》，所以被推为中医学创始奠基人。在《辅行诀》卷首三皇图中都有反映，（以观看者为标准）右一神农，身边有一把药草；中为伏羲，手中托举八卦图；左为黄帝，身后有一卷竹简，应指《内经》，三人已经是圣人形象，而非神人形象。元代政府医学校中也建有三皇庙，庙中还祭祀历代名医，按《元史》记载，当时从祀历代名医是十人（据说为俞跗、桐君、僦贷季、少师、雷公、鬼臾区、伯高、岐伯、少俞、高阳）。对于元代为何将“三皇”作为“先医”祭祀一事，有学者高伟认为是元代统治者有意将汉民族的共同祖先“三皇”降到“医家之祖”的行业地位，从而消除三皇祭祀的民族意义，起到淡化汉人的民族意识、弱化汉人的民族抗争的作用。其说视角独特，颇有见地，但终为一家之言。对于将华夏人文始祖三皇以医祖受祭，明代还是有儒臣认为不合国家正礼，“甚非礼也”，明代有段时间曾停止三皇以医祖受祭，后又恢复。
元代这种祭祀先医三皇的制度被明清延续下来，明朝1543年，建三皇庙在太医院北，名“景惠殿”，明朝末期的三皇庙也叫“圣医庙”、或“医王庙”、“药王庙”，主祀还是三皇，但从祀历代名医此时变成28人。清·程林1677年《医暇卮言》卷上记载：“……祀先医，春冬仲月上甲日，上祀三皇，配以勾芒（配伏羲）、祝融（配神农）、风后，力牧（后两者配黄帝），而附历代医师二十八人，岁遣礼部太医院堂官分献。东庑僦贷季、岐伯、伯高、鬼臾区、俞跗、少俞、少师、桐君、雷公，马师皇、伊尹、扁鹊、淳于意，张机。西庑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巢元方、真人孙思邈、药王韦慈藏、启玄子王冰、钱乙、朱肱、李杲、刘完素、张元素、朱彦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祀历代名医人数变化的时间，以及“张机”之名称。《辅行诀》卷首图中的四神二十八星宿，如果不理解成三皇从祀者的映像，若非不伦不类的画蛇添足，真不知道该当何种解释。明清时期，光北京城里就约有十座药王庙（三皇庙）。
元明清历史上的三皇庙，不但作为先医祭祀之所，同时也是习医治病之所，《长清县志》说：“元朝至元年，有尝建三皇庙，聚历代医书于中，令邑人习之，以祛民病”。这可能是三皇庙与地方医学校二合为一的做法。当时各地大小三皇庙多有专人管理，或由道士、或由和尚承应供奉，而这些人物推测也多知医、行医。
对照古代医书来看，含义为医圣人或“先医”的 “三皇”一词在医书出现，主要也是从元代开始的，公元1320年，忽思慧《饮膳正要》，书一开始就是“三皇圣纪”，介绍了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明《万病回春》、《古今医鉴》、《轩岐救正论》、《医学入门》；清《医门法律》、《冷庐医话》、《吴医汇讲》、《医述》都或多或少的提到医圣人“三皇”。
由此可见，《辅行诀》卷首的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其实就是明清三皇庙先医人物在作者头脑中的意象。此图原本大概是想表示此书犹如“三皇遗文”般的宝贵，但无意中却暴露了其时代背景。单是凭以上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辅行诀》原卷子不是出自敦煌藏经洞。敦煌藏经洞文本最晚不过公元1002年。宋代印刷术推广之后，写经基本就消失了。由于明代是炼丹术落日余晖的“中兴”时代，炼丹风潮席卷朝野，延自清代。而陶弘景的《真诰》等著作在元代遭禁。到明朝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至1449年）刊刻《正统道臧》陶氏著作才又流传。李时珍说朱权(1378—1448年)在宣德年间也出了一本有关炼丹的金石本草书《庚辛玉册》（据说已经佚失）。《辅行诀》托名道家陶弘景，且内容中涉及很多金石药物，再加上三皇图显露的时代背景。所以《辅行诀》的作者我疑心是明代中叶之后某时期的一位道士，或可能是与三皇庙有关的某位人物。当然也可能是一个爱好炼丹术的医学校出身的儒医。
奇怪的是，那些考究《辅行诀》的学者似乎都不清楚古代医学界与三皇祭祀何时发生的关系。大概是因为一般的《辅行诀》文本都没有这幅图。而且现在的传统医学人士也不象元明清的医家那样见三皇庙必入而敬香了。
或有反对者认为这是《辅行诀》的时代“版本”问题，未必与内容相关，就算如此，这也应该足以引起研究者对其内容的高度警觉。
2、“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陶弘景时代的医家似乎更习惯说“腑藏”，如谢士泰《删繁方》就多用“腑藏”，因《删繁方》中的治疗总则是“善疗病者,病在皮毛肌肤筋脉而疗之,次疗六腑;若至五藏,则半死半生矣”,先腑后藏。陶弘景(456年～536年)与谢士泰(499-583年)是同时代人，或稍年长于谢士泰。但谢是北齐人。陶弘景在江南。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下[服气疗病篇第四]引《明医论》云：有“腑脏俱病”。见《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1138页。在陶氏《<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他也说“一则腑脏经络因邪生疾”。但今本《本经集注》中有三处“脏腑”。“腑脏”不见，不知是否后人校改的结果。隋《病源》中“腑脏”是“脏腑”用词的两倍多。今本《外台》、《医心方》中也是如此。今本《小品方》中是“腑脏”、“脏腑”各一见。今本《千金》两书及医经却是“脏腑”多于“腑脏”。宋人对《千金》的校改幅度应大于对《外台》的校改。
3、陶弘景《真诰》卷10 [协昌期第二] 有：“夫学生之道,当先治病,不使体有虚邪及血少、脑减、津液秽滞也。不先治病，虽服食行炁，无益于身。”“夫学生之夫,必夷心养神，服食治病，使脑宫填满，玄精不倾，然后可以存神服霞，呼吸二景耳。若数行交接，漏泄施写者，则气秽神亡，精灵枯竭。……”《辅行诀》文首第一段虽与之相类。但同文已有道家合药却病之术（服术之类），见《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1120页。《辅行诀》的治疗方剂似乎与修道家“脑宫填满，玄精不倾”似不太搭边。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下[服气疗病篇第四]引《明医论》云：“凡病之来,不离于五脏,事须识相。若不识者,勿为之耳。”其五脏先后顺序是心、肺、脾、肝，未提肾脏。与《辅行诀》有异。六朝托名的《王叔和脉诀》五脏顺序是心肝脾肺肾，心为君，在第一很正常。《辅行诀》五脏先后顺序是肝心脾肺肾，与《病源》、《千金要方》、《外台》、《圣惠》方等主流方书论述的顺序相同。
4、《辅行诀》文首一段提到“服药汗吐下后”。今天的经方医家论治疗法则，“汗吐下”常脱口就出。似乎古来就是这么说的，实际并非如此。唐宋时代，医家论及此，一般用语都是“发汗吐下”，不说“汗吐下”。如《脉经》一见，《病源》4见，《千金要方》21见、《千金翼方》4见，《外台》7见，《医心方》无见。《太平圣惠方》18见，《圣济总录》8见，《证类本草》一见，1144年《注解伤寒论》中5见。用语全都是“发汗吐下”（《圣济总录》有一“出汗吐下”）；
“汗吐下”的说法首先出自北宋末期一些《伤寒论》研习者的论著。北宋末期1100年庞安石《伤寒总病论》五见，四个也是“发汗吐下”，一个为“汗吐下”。 朱肱1108年《类证活人书》14见，13个是“发汗吐下”，“汗吐下”一见。成无己1156年《伤寒明理论》15见，14个是“发汗吐下”，“汗吐下”一见。南宋许叔微比较有影响的《伤寒发微论》、《普济本事方》、《伤寒九十论》两种说法都未见，《伤寒百证歌》两见“发汗吐下”，也无“汗吐下”。
5、《辅行诀》文首一段提到“或变为损证，则生死转侧而”，“损证”一说也出现较晚。早期古医书中常说的是“七损证”或“虚损证”。“损证”一说我搜索到最早的出现在元代曾世荣1294年的《活幼心书》卷中 [明本论 不内外因 ：“…… 一切损证，及毒虫恶兽所伤，此又世医各有专科，兹不繁引。”其次就是明·徐彦纯撰，刘宗厚续增，书成于1396年的《玉机微义》卷十九 [虚损门 虚损脉证]：“…… 此则因虚外感，不独伤于足经也，但足经伤寒有传变，恐不可作损证论乎。”“损证”一说在清代才比较多见，如尤怡1768年的《金匮翼卷三虚劳统论》一见；戴天章1675年《广瘟疫论卷之四四损》一见；清末程文囿1826年的《医述》“损证”四见，清末王士雄的《洄溪医案》、《回春录》都有“损证”之说。
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辅行诀》文首一段中，从“诸凡杂病，服药汗吐下后”到“或变为损证，则生死转侧而”一段，刚好《辅行诀》乙本是没有的，据说乙本是脱文。范志良本有此段。原卷子是否真有这句话也是个问题。不过据说张大昌先生年轻时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6、《辅行诀》每一脏病方之前都有总论，提到“肝德在散”、“心德在软”、“脾德在缓” 、“肺德在收”、“肾德在坚”，首先这种说法是不会记错的。在《素问》中是“肝欲散”、“心欲软”之类的表述。“肝德”、“心德”这种说法搜索明清之前医书不见，明清医书才见。如清罗美1675年《内经博议》卷之一[ 人道部 五脏五主论]：“ ……能生其和者。非心德之暖乎。唯有火德之暖。以益金体之清。”王孟英1852年《温热经纬》卷五 [方论平胃散]：“雄按：柯氏此论，虽已超越前贤，而义犹未畅也。三承气汤，调胃土之敦阜韪矣。若卑监者，乃是脾德有惭，土不胜湿，健运失职，阳气不升，非胃病也。……”高学山1872年《高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治第一]：“ ……土气凭肺德而氤氲于胸中。以为宗气。”（清代）
7、《辅行诀》五脏病方中，心脏病方部分也存在问题，但不易觉察。
今本《内经》中脏腑学说主要有十一脏腑（五脏六腑）说和十二脏腑（多膻中，即心包络）说两种。心包络见《灵枢·经脉》：“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灵枢·邪客》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包络者，心主之脉也”。在中医脏腑学说中，十一脏腑说一贯是主流。在金元以前，心包络一般从属于心脏而论，从未受到医学独立的关注，直到金元以后才有所变化。在《诸病源候论》中只有一处提到了“散络心包”、“邪气迫于心络”见[卷之十六心腹痛病诸候]，《外台》据《病源》此论开了药方“诃黎勒散方”。《千金》两书中，没有任何因心包受邪而开的药方。北宋初《圣惠方》中也只在[卷第九十九.针经序]中提到一次“心包络”。
金元以后，心包络开始受到医家关注，并且强调它是有形质之脏（之前还多认为它有名而无形）。刘完素1186年在《内经运气要旨论》（即《素问要旨论》）中认为“所谓心包络亦是一脏”，但具体是指“右肾命门”，与心脏无关。张元素在1186年《医学启源》中形成了五脏六腑十一经的辩证体系，唯独不论心包络。他在《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中创造性的将心包络归入心病之内，而另立命门病症与用药。其弟子王好古1308年《此事难知卷上问脏腑有几》中，在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兼包络，为六脏。胆小肠胃大肠膀胱兼三焦。为六腑）的基础上再加一个“胞腑”，为十三脏腑，此说未被后世接受。王好古的“包络”还是“命门”，并非后世所谓的“心之衣”之类。元末明初滑寿1341年《十四经发挥》说：“心包一名手心主。以藏象校之，在心下横膜之上，竖膜之下，其与横膜相粘而黄脂裹者，心也；脂漫之外，有细筋膜如丝，与心肺相连者，心包也。”此说影响很大，多被后人引述，夏英1497年《灵枢经脉翼》、张三锡1609年《经络考》、翟良1628年《经络汇编》都从滑伯仁“心包”有名有形说，张介宾1624年《类经图翼》也引述滑伯仁之说，并特别指出“此说为是，凡言无形者非。”后《医宗金鉴》又引述了张介宾的话。清·陈士铎1687年的《辨证录》中大谈“心包”及“心包”补泻 ，“心包”凡193见。叶桂1746年《温热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是温病理论大纲，影响巨大。由此可见，“心包络”是在金元以后开始受医家关注，并逐渐认为它是有形之脏，相应地在名称上，大约明代开始，“心包络”比较普遍的被简称为“心包”，尤其清代温病学兴起后，其有关名著，相关论述中几乎都用“心包”一词。
单独指明为心包（心包络）气虚实而设的方剂，在陈士铎1687年的《辨证录》中有出现；沈金鳌1773年《沈氏尊生书-卷十心包络病源流》中说：“《醫旨》曰：包絡虛，宜錢氏安神丸；虛而挾熱，醒心散；包絡實熱，宜犀角地黃湯、十味導赤散。”并专门列举了治心包络病诸药要品及方剂。沈氏所说《医旨》大概是指明代孙一奎（公元1522~1619年）的《医旨绪余》，但我查此书未见此论。近似的话最早大概出自张元素《医学启源》“心之经”部分，原是讲心脏的虚实补泻。陶思渠（1785—？）的《十二经方义秘要》中心包络经部分，也列举了8个方剂。
《辅行诀》五脏病中，心脏病方最多，八方，即多了关于心包虚实补泻的四方。这是学术内容上的一大破绽。它这种高度关注心包，类似将其视为一脏的学术，以及心包位于心外部的观念，还有“心包”简称的使用。都表明这些内容不可能在金元以前，极可能出现在明清。
8、由于《辅行诀》每一脏病方前面的“总论”条文，在《素问》和《灵枢》中都能找到相关内容，所以一般多以为这些内容就是引自《素问》、《灵枢》。我发现实际并非如此。这些“总论”内容从其排列顺序看应该是来自王叔和的《脉经》或脉学系统的医籍，在今本《脉经》卷六十二经脉中，五脏相关经脉论述内容的顺序与《辅行诀》五脏病方前面的“总论”类似，如卷六《心手少阴经病证第三》，开文首句就是“心气虚，则悲不已；实，则笑不休。”后面内容有“心病者，胸内痛，胁支满，两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取其经，手少阴、太阳，舌下血者，其变病，刺郄中血者。邪在心，则病心痛，善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输。”再后面也有“故诸邪在于心者，皆在心之包络”。其他四脏相关经脉论述内容的顺序类似。值得注意的是，《脉经》卷六之后就是仲景方论了，《辅行诀》大体框架与此相类。所以从行文大略的框架上，《辅行诀》或许也参照了《脉经》的相关内容框架。
《脉经》之后，一些主流医书在五脏病方论内容上沿用了《脉经》卷六的相关内容，如《千金要方》，其五脏部分内容，开头都是“某脏脉论第一”，其内容类同《脉经》论述顺序，不过更加扩充。明初1406的《普济方》的五脏门的“总论”沿用了《千金要方》“某脏脉论第一”的大部分内容，但《普济方》内容编排上是先五脏门，后面才是六腑门。与《千金要方》一脏一腑间杂的编排不同。
不论是唐初的《千金要方》，还是宋初的《太平圣惠方》，或是明初的《普济方》，其心脏病内容部分，都没有出现特别为心包气虚实而设的方剂。
需要说明的是，今本《脉经》是经过北宋医书局校改的，按高保衡在序中的说法，整理后的《脉经》虽然还是十卷，但与宋代之前的《脉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宋臣校改时参考了很多医书，其中就有《千金》。另外，从唐代开始，《脉经》就一直是官方医学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
9、补汤、泻汤之说。翻查《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辅行诀》之外，只有《深师方》提到“泻肝汤”“泻脾丸”（调五脏不利）、“温脾汤”、“ 温脾丸”、“ 大温脾丸”、“健脾汤”。未见有“补某汤”出现。有研究者认为《僧深方》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540-610年之间，在陶氏之后。见《中日医学文献中的《僧深方》研究》。补肝汤的名称在唐代《千金》、《外台》三书中已存在。泻肾汤的名称在《千金要方》、《外台》已经出现。
先泻后补法原本应该是针灸治疗的手法。《脉经》中就有先泻后补的针治法。与陶氏时代相近的《小品方》（460年左右）讨论过利补法，但绝不是简单的先利后补。分各种具体的情况，如“夫病是服利汤得瘥者，从此以后慎不中服补汤也”，如“暴虚微补，则易平也，过补喜痞结为害也”；“若初瘥，气力未展平复者，当消息之”；且宜先利后补者，也提倡用微补平和药，且用丸散不用汤。有意追究者可以细心琢磨一下《小品方》的论述。治病先泻后补法在明代被重视，如陈会的针灸著作《神应经》（刊于1425年）曰“须先泻后补，谓之先泻其邪，后补真气。此乃先生不传之秘诀也。”柯柏斋（明？）说：“先泻其邪，后补其气，此治法也”。这类说法常被明清医家引用。《辅行诀》说：“诸凡杂病，服药汗吐下后，邪气虽平，精气被夺，致令五脏虚疲，当即据证服补汤数剂以补之。”这种说法也类似明清医家的表述。
10、从方书方剂分类的角度看，以脏腑部位分类方剂的方法，已知史料看最早还是《僧深方》，但《僧深方》分类标题是“治肝病方”“治脾病方”之类；《病源》以脏腑部位分类的标题是“肝病候”、“心病候”之类；《备急千金要方》直接用的标题就是“心脏方”、“脾脏方”之类。
《辅行诀》标题“辩某某病证文并方”，应该是模仿宋本《伤寒论》标题，因为《宋本伤寒论》、《注解伤寒论》是“辩某某病脉证并治”；宋本《金匮玉函经》是“辩某某病形证治”；而《唐本伤寒论》却是 “某某病状第N”；宋淳化本《伤寒论》标题是“辩某某病形证”（另见“证候”、“形候”）。
11、《辅行诀》在全书的编排上也比较怪异，如果原作书名是《辅行诀脏腑（五脏）用药法要》，五脏病方外的内容属于编外。从陶弘景《真誥》内《运题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等七篇皆以三字为标题来看，陶弘景有用三字为标题的习惯。如果原作书名是《辅行诀》，则可视为综合性方书，南北朝时代的综合性方书的全书的编排，大体上一般是中恶卒病方、外感热病方在前，再到胸腹腔相关病侯方，也可说是先外感、后杂病。如《肘后》、《范汪》、《胡洽》、《深师方》、《陶隐居效验方》、《药对》、《集验方》、《删繁》等编排都是如此，惟《小品方》的编排有些乱。其实这也是古代中国主流综合性方书的编排格式，《病源》、唐代《千金》两书、《外台》、宋《圣济总录》、《局方》清《医宗金鉴》也都是大略如此；南北朝时，五脏病的研究及脏腑辩证似乎未成为主流。这在隋《病源》的目录就可以看出来。
北宋初年的《太平圣惠方》的编排特别，首先肝心脾肺肾的补泻方，其后就是伤寒方，这大概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太平圣惠方》的某脏病是先总论后类方分述的体裁，方名还是“治肝实热。目痛。胸满心烦。宜服泻肝前胡散方”之类，类同《删繁方》。《辅行诀》编排与《太平圣惠方》类同，是五脏病方冠首，次为组方图，再之后是伤寒方。某脏病也是先总论后类方分述的体裁，如肝藏病，先总论生理、病因、病症、治则之类，然后是“类方分述”部分，每一方分方名、病状（治……方）、组方、煎服法、加减法、禁忌等。这种体裁在陶时代的《小品方》《删繁方》是有的，只是还不普遍采用。如《小品方》卷6，[治冬月伤寒诸方]，先总论，而后是“类方分述”部分，如“鸡子汤，治发汗后，三日不解头疼肉热方”，后面是组方、煎服法、加减法、禁忌等。
明代《普济方》的全书编排也是五脏方在最前。
《辅行诀》先五脏病后外感的编排方式，可能还是时代疾病标本观念在作者意识中的反映。对标本观念的讨论和阐发在金元明清很受医家重视。如刘完素《三消论》说：“六气为本，三阴三阳为标，盖为病，脏病最急也”；1266年《东垣试效方》说：“夫治病者,当知标本。以身论之,则外为标,内为本;阳为标,阴为本。故六腑属阳、为标,五脏属阴、为本,此脏腑之标本也。……”其说影响很大。《辅行诀》先五脏病后外感的编排方式可能反映了作者论病先本后标的观念。
金元医学学术之变，侧重“内伤”也是一个特点。典型如李东垣，一般就被认为其“不善外感。长于内伤。”明清医家就常把东垣内伤之书和仲景外感之书相体并论。李杲身历死亡百万人口的大疫流行却以为是内伤所致，并专门写了《内外伤辨》，颇为今世医学史家所诟病。明代《普济方》的全书编排变为以五脏方在最前，也是有前代医学重内伤的学术风气为背景的。
《辅行诀》方名“大（小）泻（补）汤”之类可能有些问题，《辅行诀》五脏病方名是属于方效型的方名，而同时代的《删繁方》此类方效型方名还是采用“治……方”（其中有的此句中还包含方名，方名后置）的形式。《太平圣惠方》也是。
12、《辅行诀》救诸病误治方中，有“误用清下”一说，但“清下”一词，作为一种治疗法则，最早大概出自明末清初，搜索之前医书未见。如明皇甫中《明医指掌卷二.火证七》有“……故少火宜升，壮火宜降。故以黄芩清上，黄连清中，黄柏清下，则三焦之壮火自伏，而气得其生，血得其养矣，故曰“三补”。”《景岳全书》 卷之五十德集·新方八阵\新方八略引.五、寒略 中有：“重浊者，宜于清下。如栀子、黄柏、龙胆、滑石之属也。”
13、《辅行诀》救诸劳损病方中，作者归之为虚候方加减之类，但在宋代以前，六极病的病因并非虚候之类。马王堆医书《十问》:"气血宜行而不行,此谓[cui] 殃.六极之宗也~"指人气血闭塞为患,乃是诱发 "六极"之病。谢士泰《删繁方》的六极病因还归为外邪，即“邪风逆于六腑，淫虚厥于五脏，故曰精极”。 《删繁方》六极病的治疗原则是：“善疗精者，先疗肌肤筋脉，次疗六腑五脏；若邪至五脏，则半死半生矣。”这同扁鹊、《素问》、华佗等外邪由外逐步传内的思想一脉相承。到了北宋《圣济总录》卷86虚劳门虚劳总论，才把劳伤之甚称为六极，六极的病因开始转向了内伤虚损。宋之前的隋唐，六极理论具有复杂繁琐的症候分型（近二十种），宋元之后六极理论开始由博返约，逐步简化。明末吴昆《医方考》中只用六个温补方剂分别治疗六极病症。《辅行诀》救诸劳损病方中，六极更简化成五极。
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下[服气疗病篇第四]引《明医论》云：有“五劳生六极”、六极指气、血、筋、骨、精、髓极。注意此六极之说与《辅行诀》不同。《辅行诀》的五极说近似与陶氏同时代的谢士泰《删繁方》六极——“筋、脉、肉、气、骨、精”极，但谢、陶两人一北一南，政治分隔，其时学术能否互通还是个问题。参见《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1138页。《辅行诀》的五极相对少了一个对应肾的骨极，而是以精极对应肾，但在陶弘景时代，精极并不与肾对应，而是“通主五脏六腑之病候”，一般指比五脏虚衰的程度更深的情况（或说五脏气不足）。到了隋《诸病源侯论》还是这种观点，唐《千金要方》卷19肾脏方才将精极归入肾脏方下，但文中精极还是指比五脏虚衰的程度更深的情况。明初1406年的《普济方》中，肾脏门下还是骨极、精极并列分论，先骨极后精极，其精极之论类同《千金要方》，也是“脏腑衰则形体皆极”，不过最后一句所论有变，说“若肾绝则五气俱绝，即目转而精夺，是为志先死，不可救矣”。而《千金要方》最后一句是“扁鹊曰∶五阴气俱绝不可治，绝则目系转，转则目精夺，为志先死，远至一日半日，非医所及矣。宜须精研以表治里，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以我知彼，疾皆瘥矣。”《普济方》的这一以“肾绝”对应精极的变化微妙而关键。明代后期医学有重肾脏、命门的特点。《辅行诀》一改传统以骨极对应肾脏，而以精极对应肾脏，表明救诸劳损病方内容应该出自明代中叶以后。
14、“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这段话问题不少。
“张机”之称应出自唐代甘伯宗《名医录》之后；《肘后》、《小品方》、隋《病源》、《针灸甲乙经》、唐《千金》两书、《外台》；《医心》、《圣惠》等都称“仲景”或“張仲景”，未见有此称呼。陶弘景《集注》中称張仲景而不称张机；恰说明在甘伯宗《名医录》之前，医界还无人知道張仲景叫张机。
我还注意到，宋元时代，尽管有些医书中偶见有“张机”之称，但较少使用，一般称呼“张仲景”或“张机仲景”，而“张机”的称呼似乎在清代相对比较流行（也可能是因为清代遗留下来的医籍较多的缘故）。如明初《普济方》中，“张机”搜索未见，“张仲景”10见；明末的《本草纲目》中，“张仲景”155见，“张机”四见；而在清初的《医宗金鉴》中，“张机”3见，“仲景”最多见，而称“张仲景”者仅一见。1728年刊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中，仲景方书多署名“张机”，不过此书印数少，清代只有一些藏书家有收藏。在1789年开始刊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凡论及有关《伤寒论》之类的医书，纪昀也多称“张机”。清代医家较流行称呼“张机”，大概跟“张仲景”明末开始从祀“先医庙”，而正式称呼使用“张机”有关。
关于张机的“机”字也值得注意。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22页注3说，“甲本两次作’张机’，一次作’张玑’，乙本三次皆作’张玑’。张大昌回忆，’张玑’为是”。原卷子不知到底真是哪个字，姑且按张大昌所说，“张玑”为是。由于我很少能接触到原版古医书，所以不知道明清医籍中是否已出现“张玑”，但我从侧面了解到，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考据学者錢大昕、阮元等就关注了《毛诗正义》作者“陆机”还是“陆玑”之争。当时一般认为“机”与“玑”字通用。如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論語注疏校勘記 子罕第九》中就认为“机与玑古字通”。《十三经注疏校勘记》1806年才最后完成，据有关学者考证，《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大部分工作实际由段玉裁主定。段氏后来退出，且日后颇后悔替人作嫁，以至自己一直想写的著作迟迟不能完成。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是清代影响最大的经学刻本。“机”与“玑”的通用自然很快是天下儒医皆知的事情了。从《校勘记》所论看，阮元之前，“一代儒宗”钱大昕应该就论述过这个问题。成书于1819年，1936年传入中国的丹波氏《中国医籍考》卷24也说“（张）三异序中。仲景名作玑字。考机古与玑通……”应该是受中国经学考据的影响。丹波氏说的《三异序》，是指清康熙《南阳府志》（朱璘 1694年）收载的《张三异募建张医圣祠序》（1656年顺治十三年），即在清顺治时期或更早，“张机”已作“张玑”（存疑待考）。孔传金等纂修的嘉庆《南阳府志》（1807年）中“张机”也作“张玑”。所以在清代的医学文献中出现“张玑”的称呼并不奇怪。而且从目前的资料看，“张玑”的称呼大概只能出现在清朝建立之后。我的感觉，医圣祠新立的碑记中将传统的“张机”改为“张玑”，本身就是一种类“作伪”，应该是与当时经学研究中认为古代“机”与“玑”通用有关。
有些资料说清初《历代神仙通鉴》中将“张机”称“张玑”，但我查了一些清代版本，未能印证，我见的原文是“张机”（版本问题？）。应该是《南阳府志》或《南阳县志》引用《历代神仙通鉴》卷九相关内容时把“机”改成“玑”。
明末清初徐道《历代神仙通鉴》（1700年刊行）卷九之第六节“奉敕命施法降魔寓长安说价卖药”中（此节主说张道陵），关于张机的原文如下：“……（元嘉）是冬帝感寒疾，发热不止，太医调治无效，广征良医，传驿赴京，有举长沙太守张机深达轩岐，克期召入，病经十七日，机诊视曰：正伤寒也。拟投一剂，品味辄以两计，密覆得汗如雨，及旦身凉。留机为侍中，初得阳励公之传，见朝政日非，叹曰：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隐少室山，著《金匮》《玉函》诸书，阳励复来引去。”原文是“张机”。辽宁古籍出版社以辽宁省图书馆存康熙庚辰本为底本整理出版的《历代神仙演义》（即《历代神仙通鉴》，1995年4月第一版简体版）中也是“张机”。《藏外道书》丛书之《神仙通鉴》中也是“张机”。
注：阳厉（励）公就是公乘阳庆，见《历代神仙通鉴》卷七之“羡门子方授韩终太仓公难逢阳厉”。按此书所说，阳厉（励）公即是仓公淳于意的师父，也是华佗、张机的师父。是一个道家神仙。
日人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引《南阳县志》云：“元嘉冬，桓帝感寒疾，召玑调胃承气汤治，病经十七日。玑诊视曰：正伤寒也。拟投一剂，品味则以两计。密复得汗如雨，及旦身凉。留玑为侍中。玑见朝政日非，叹曰，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隐少室山。及卒，葬宛城东二里许，后人尊为医圣。”“机”变为“玑”，可见《南阳县志》的改动。
徐彬撰于1671年的《金匮要略论注》书后有《张仲景灵异记》，注明是节录冯应鳌《医圣张仲景灵异记》和桑芸《张仲景祠墓记》而成。可见清代的儒医很快就读到了医圣祠新立的碑记。尽管我没有查到徐彬撰《金匮要略论注》中提到“张玑”。但这些这些儒医应该是知道碑记中“张机”作“张玑”的。（此问题还有待深究，问题是有没有其他医籍称“张玑”的？）
如果所提这些名医真的都“师式此《汤液经法》”，此书在医学史上焉会鲜为人知？这些名医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汤液经法》。今本皇甫玄晏《针灸甲乙经》序也仅提过提过“伊尹汤液”，没提过《汤液经法》。由于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有关医药创始的论述与《甲乙经序》所论有异，所以此序文是否真为皇甫玄晏所写也还是个问题。
罗鸿声先生有《<甲乙经>作者不是皇甫谧》一文，论《甲乙经》不是皇甫谧著作，《甲乙经》序是唐人伪托，应作于“安史之乱”之后。其说也颇有理有据。《甲乙经》到底是不是皇甫谧所作或未可定论，但《甲乙经》序的确可疑；因为医学史上存在这样一个奇怪却未曾引起重视的现象：就是在北宋官修方书之前，除《甲乙经》外，为什么没有一本医书提到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的事情？或恰是因为“安史之乱”（755年）之前，可能根本就没有《甲乙经》序这篇东西。皇甫谧生卒是215年-282年，陶弘景《本经集注》中提到“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生民。”指耕种，完全与汤剂无关，倒是和《汤液醪醴论》之五谷“汤液”有那么丁点关系，更未提伊尹、张仲景方剂的关系。《脉经》、《病源》、《小品方》、《千金》、《外台》、《唐本草》、《食疗本草》、《肘后百一》、《太平圣惠方》、《雷公炮炙论》、《诸病源候论》、《难经》、《太素》等等都没有提到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的事情。尤其《小品方》、《千金》都特别推崇仲景，而无论伊尹；《伤寒论》本身也没有任何涉及伊尹、《汤液经》的只言片语。只是在北宋官本《伤寒论》等医书刊行时，才开始广为出现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的说法。试想如果在皇甫谧时代就有《甲乙经》序，按理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这种论调应会很快流传开来的。因《甲乙经》是一本广为通行的医书，而医界自古就有重视道统传承的风气。
唐代医学似乎好讲传承谱系，唐初王勃《黄帝八十一难经序》中罗列了《难经》的传承谱系（当然不是真的），其中说到黄帝传伊尹，后面传来传去有传到华佗，但是没有提到张仲景。似乎说明初唐时代，伊尹还不被认为是汤液始祖，也与张仲景无关。
最早将《汤液经法》与仲景方剂建立联系的，应是宋末元初的王应麟（1223—1296），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十[经方]部分之[《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条下，云：“《内经·素问》有《汤液醪醴论》。《事物记原》云：《汤液经》出于商伊尹。《汉书·郊祀志》：莽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作乐其上，顺风作《汤液》。皇甫谧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早于王应麟是否有人有类似观点不得而知，《汉书艺文志考证》却是一本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其实从《汤液经法》的命名来看，此书应该与“伊尹”无关，否则其书名应该和《神农黄帝食禁》类似而被命名为《伊尹汤液经法》。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见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玉海》第六册，1987年12月第一版，为《玉海》附刊本。《事物记原》，北宋高承编撰，高承生卒年不详，约活动在元丰（1078年-1085年）前后。
如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原卷子中确实就出现“《汤液经法》”，那就又出现了一个破绽，因为唐末到宋末，医家以为的汤剂始祖是《伊尹汤液》或《汤液经》、《汤液论》，不是什么《汤液经法》，如《针灸甲乙经》序言提到《汤液》；《事物记原》（1080年前后）提到《汤液经》；北宋末年朱肱《类证活人书》（1108年）提到《伊尹汤液论》，南宋初年《普济本事方》（1132年刊）也提到《伊尹汤液论》。将《汤液经法》与仲景方剂开始建立联系的，应是宋末元初的《汉书艺文志考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原卷子中如果真是提及《汤液经法》，那么这部分的内容成书年代很可能就在宋代之后。当时出现的《汤液经》之类应该是伪托的医书，从一些医家提及来看，其方剂很多与仲景方大同小异。
皇甫谧《甲乙经》序说“汉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北宋时，孙奇的《宋本伤寒论》序引述了这段话，并说“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此后医家就真认为仲景《伤寒论》是出自《伊尹汤液》，朱肱1108年《类证活人书》序一就说 :“仆因闲居。作为此书。虽未尽能窥伊尹之万一。庶使天下之大。人无夭伐。老不哭幼，士大夫易晓而喜读。渐浸积习。人人尊生。岂曰小补之哉。”前文说过，北宋社会上出现了《伊尹汤液论》、《汤液经》之类的托名医书。到了金元时代，王好古更是深信此说，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如《阴证略例》序说：“至汉长沙张仲景着《伤寒》一书，其言备矣。其法皆出伊尹《汤液》，如《易》之于数，《春秋》之于法，盖万世不可易者。”此书 [伊尹汤液论例]又说：“……以是知仲景方皆《汤液》也。”1289年。《汤液本草》后序又说：“故知张伯祖之学，皆出于汤液，仲景师而广之，迄今汤液不绝矣。晋唐宋以来，号明医者皆出于此……”。王好古不仅将其本草著作命名为《汤液本草》，还专门写过一本《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的书，《中国医籍考》录有其书题辞，文中有以下言语：“人惟知有仲景。而不知有伊尹也。”“总之以仲景之经络标本。补之以和扁之虚实部分。”“其间图景显设。内外详备。明哲视之。洞晓玄机。”据说此书的脏腑辨证与《辅行诀》类似。我怀疑《辅行诀》与此书有某种关系，可惜此书今为珍稀古籍，难得一见，不知藏身何处？留待后考。
清代末年，考据家姚振宗（1842——1906年）《汉书艺文志条理》中再次提及《汤液经法》与仲景医书的关系。其“《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下云：“按后汉张机仲景取是书论次为十数卷”。但《汉书艺文志条理》在二十世纪20年代才刊行（《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之一）。
从搜索古代医书来看，中国古代医籍中未见提到《汤液经法》，仅见日人《中国医籍考》提及，但此书于1819年成书，1935年才在日本刊印，1936年在中国发行。值得注意的是，此医书首次提到“《汤液经法》”与伊尹的关系：“案伊尹作汤液。所未经见。唯汉书艺文志。载《汤液经法》四十卷。此岂伊尹所作欤？”又引《四库全书提要》（1789年年首刊）所说“《汤液本草》三卷。元王好古撰。曰汤液者。取《汉志》《汤液经》方义也。”注意此《提要》用词还是“汤液经”。
1948年杨绍伊的《伊尹汤液》的[考次汤液经序]中就提到了“《汤液经法》”，言：“今其书不传，然即其名以测其为书，知为汤液经家宪章，《汤液经》而作之者”。 杨绍伊注意区分了《汤液经法》和《汤液经》。杨绍伊认为医学分农伊、岐黄两派，两派理法互不相干。此时代、此论调显然是受日本汉方学术影响。杨先生应是受《医籍考》的影响。
日人丹波氏父子及杨绍伊的医书中提到《汤液经法》不奇怪，因为他们本身是通经学的考据家。而《辅行诀》中提到《汤液经法》就不能不让人疑心。《辅行诀》文中“《汤液经法》”三见，从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中的注文来看，此三处有两处的写法改来改去很有问题。第一处“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没有改动；第二处“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注文说“《汤液经法》”“甲本脱，乙本作《汤液经》”，“法”字其实是后来参考他处补写的。第三处在图下，“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注文说“乙本脱《汤液》二字”。如果《辅行诀》原卷子第一处真是《汤液经法》，第二处真是“《汤液经》”，则问题更大。因为作者居然在意到这种区别。似是近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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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5 13: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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