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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理法的三变 中国古代医学史上有很多疑案。比如五藏补泻法可见于《千金》，但之前有没有呢？似乎是没有。仲景伤寒金匮也不见类似的说法，也不存在热在府、寒在藏这种意义，反而显然藏府是表里的代指（另文，此略）。 由于千金十一卷以后的藏府虚实，已是宋改且无参照，不能分辨到底是不是原貌。但其中劳病使用的“相感”而非生克，则虚实补泻并不完全涉及五行关系，或者说五行关系在唐代并非一味的生克，也见于在千金食治篇所提到的五藏五苦欲补泻，同样并不是完全使用生克关系。 五藏补泻对应的是虚实。因此首要便在于虚实的定义和确认。在千金藏府虚实的确认方法中首先是左右寸口脉的藏府脉位分配经脉，这种脉法出自南北朝各种《脉经》，尤其是王叔和《脉经》可能是集成了各家脉经的脉法。王叔和脉经并非最早的脉经，首见于《隋志》。 藏府补泻与五苦欲补泻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千金中本为食治篇的一段内容，在素问中，增加了“毒药攻邪”四字，说明藏气法时论等篇有关藏府补泻的食治内容，在唐代以后被改为药法。在千金的藏府虚实病篇中并没有强调五味与虚实补泻的关系。 藏府补泻后来被《辅行诀》采用，并且有所发展，扩充了心包等。因此，这一理法并不完全出自汉代本草经方理法，其理由是： “本草石之寒温”而“致水火之齐”，强调寒热的概念而不是虚实；而虚实概念的特别强调，出自九针之后，医经外治法的补法的工具和方法的出现，由此才有了虚实为首要的经脉诊断以及毫针的补法。由此几乎可以得出，所谓藏府补泻的观念，来自外治法以虚实为首的医经思维。同时脉法也经过仓公的五色五藏脉，到东汉时期的阴阳脉法，再到南北朝的左右分配五藏脉，结合症状以判断藏府虚实。藏府虚实在伤寒金匮一系里面，基本上无体现，而首见于《千金》，基本上也支持此观点，藏府虚实补泻起源于西汉晚期的《汤液经法》即食治，汤液在汉代不指代药剂而指代食品。 这三种表现，围绕着寒热、表里、虚实各自不同侧重的强调和主导的理论与方法。其时间顺序是：水火之齐、表里之治、藏府（经脉）虚实。 西汉晚期的经方总结“致水火之齐”被仲景跨越，是划时代的成就。阴阳寸尺脉法的出现也是对五色脉诊的扬弃。也就是从寒热为首，到了以表里为首，并且在经方临床实践上理法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水火之齐的名字，自然就消失了，再也没有重现。 至于所谓避道家之称的阴阳旦，缺乏资料。阴阳旦与表里之治有较大关系。而四神则未必，反而是六病表里的问题才是细分的纲要。 藏府补泻法是把医经抬高以后出现的理法。关于食治的五行思想，也是西汉晚期出现的，这涉及到五行理论源流的问题，内容庞大，暂略。除了用五行去分类之外，五行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断代的依据。其间经历了五胜即仅有相克，同时又有“相感”的理论并不属于生克，再到生克并用，再有“生克乘侮”，再有“纵横顺逆”各种的理论补漏行为。藏府虚实补泻的提出，基本失去了表里误治的辨别方法。 五行关系在医学中的复杂性在于，并非简单的生克关系。这是长期被误会的和理论机械执行的一点。比如肝欲散、肺欲收，辛与酸的关系问题，同时又有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的对待，表明二者关系并非生克，而是互为因果相互制衡。这是阴阳与五行结合的范例，所以这理论并非先秦所有，而是汉代阴阳结合五行以后才可能发生的。 经方理论从水火之齐到阴阳表里，再到藏府虚实的三变，围绕着寒热、表里、虚实，以及用藏府经脉定义疾病的高下争议，只有在还原经典经方理法和临床疗效，才能了解何以近两千年来仲景之术尤其被历代大家推崇的原因，那便在于《伤寒》《金匮》理法的正本清源。 从“水火之齐”的寒热对治强调，到“表里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即是从寒温为首，到了以表里阴阳为首要的仲景大成时期，水火之齐的分类已经不再继续使用。表里之治的高明之处，直到今天依然可说是医学进步的宝库和契机，现代医学在这方面的短板和误治并无自觉，中医学必将由此推动现代医学的再次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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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7 22: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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